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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被执行人的义务/杨东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3 00:30:18  浏览:9548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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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被执行人的义务

杨 东


论文提要:本文从执行实践出发,对在民事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承担的义务作了系统的分析,以期对法院民事执行工作有所帮助,并使处于被执行人地位的当事人明确自己的义务承担。
全文共7044字。



被执行人,是指没有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由权利人申请或有关机关移送,在民事执行程序中承担义务的一方当事人。被执行人,有时又被称作被申请执行人,是因为权利人的申请而进入执行案件的义务人。有些执行案件,如刑事罚金、支付诉讼费案件,权利人为国家,国家没有申请,是由国家机关直接移送立案执行的。所以,被申请执行人不能涵盖所有的执行案件情况,下文也仅用被执行人一词。因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行政执行案件,与民事债务的执行有所不同,本文仅指纯民事债务案件的执行。
法律文书已经生效,并确认被执行人应当按期履行义务,只要被执行人没有按期全部履行义务,权利人就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说明私人之间的纠纷由国家机器来处理,使用了公权力。在公权力的干涉之下,被执行人必然承担了相当多的义务,并且在违反义务的时候将受到国家机关的法律制裁。出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保护人权的需要及趋势,法律又规定了许多被执行人在执行程序中所享有的权利。限于篇幅,本文仅对被执行人在执行程序中的义务负担作详细论述。
一、执行立案之前的义务。
(一)给予权利人必要配合。执行立案之前被执行人的义务又可以称之为消极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执行立案之后才有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但在执行立案之前,负有义务一方当事人就已经被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应承担相应的义务。被执行人可以积极履行义务,如果其积极履行义务,并按期履行全部义务的,权利人也就不会到法院申请执行了。所以,积极履行义务不是被执行人应当承担的义务,被执行人承担的是消极履行义务,也就是在权利人追讨债务的时候,给予必要的配合。被执行人如果没有在权利人追讨时给予必要配合,拒不还款或拒而不见,其承担的后果是经权利人的申请,由国家机关采用公权力来追讨。一进入执行程序,被执行人则应当承担必要的执行费以及执行中实际支出的费用。这些负担,都是公权力介入的后果,也是被执行人不履行上述义务所应承担的后果。
(二)不得积极采取转移财产等行为。如果被执行人在法律文书生效以后,执行立案之前,“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以下简称转移财产等行为),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追究被执行人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的法律责任。上述转移财产等行为的认定,不同国家机关的规定并不一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第三百一时三条的解释》第(一)项“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并没有指出上述行为是在执行立案以后。在对该条理解上,有观点认为转移财产等行为是指发生在执行立案之后,因为只有进入执行程序才存在被执行人。在执行立案之前,只有权利人与义务人,并无被执行人。所以上述解释中,当事人转移财产的时间应为执行立案之后。本人持不同意见。判决、裁定生效以后,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已经明确,即使权利人暂时没有向国家机关申请强制执行,义务人对于其积极转移财产等行为的后果是清楚的,其就是要造成执行不能的现象。所以从上述立法解释的目的考虑,立法者肯定不是告诉大家,执行立案之后不可以有上述转移财产等行为,但在判决、裁定生效以后、执行立案之前可以积极采取上述行为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义务人必然是在判决、裁定生效之后,尽量与权利人周旋、拖延执行,并用各种花言巧语获得权利人的信任,同时义务人却肆无忌惮的转移财产,且不会被追究责任。立法者作出上述解释的目的,是要严厉打击拒不履行义务的当事人。被执行人积极转移财产等行为不管是在执行立案之前还是执行立案之后,均应当作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被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在人民法院发出执行通知以后,……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上述司法解释要求被执行人的行为发生在人民法院发出执行通知以后,显然与立法解释相冲突。因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于2002年作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于1998年作出,依据后法优于先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理,应当适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
再进一步考虑,如果在判决、裁定已经制作,但还没有发生法律效力的时候,义务人采取了上述一系列转移财产的行为,是否需要追究其责任呢?最高人民法院的同一个司法解释第一条,“刑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指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执行内容并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该司法解释明确说明,追加被执行人拒不履行判决、裁定责任的前提是判决、裁定已经生效,判决、裁定没有生效,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尚未确定的时候,当事人的行为不应作为日后追究责任的证据。本人认为,这一阶段义务人转移财产等行为仍有追究刑事责任的必要。例如,一审判决书已经送达双方当事人,判决书确认的胜诉方自然等待判决生效,作为败诉方的义务人,其既可以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也可以承受败诉的结果。当然,义务人更可以在上诉期内(此时判决未发生法律效力)积极转移财产。或者,一面向法院提交上诉材料,在财产全部转移之后撤回上诉。对于大部分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案件,义务人完全可以采取上述办法逃避法律的制裁。所以,不应将被执行人的上述行为限定为判决、裁定生效以后。且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只是说追究被执行人责任所依据的判决、裁定必须已经生效,但并没有说被执行人的转移财产行为也必须发生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之后。既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没有限定被执行人转移财产等行为发生的时间,为了最大限度的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有必要追究义务人在判决、裁定生效以前的各种转移财产等行为。
被执行人转移财产等行为如果发生在判决、裁定生效以前也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的话,就必须对上述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规定一个发生的最早时刻,早于这一时刻,被执行人的转移财产行为不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当然,民事责任还是有的。权利人可以行使撤销权。)本人认为,被执行人在诉讼中,随时会预料到败诉的后果,也可能在诉讼中、判决书、裁定书未制作发出之前就开始转移财产的行为,其后果同样是将之前的有能力履行义务,变为执行中的无法履行。其实质仍然是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行为。要追究被执行人的刑事责任,必须是满足了犯罪的构成要件。所以,必须满足被执行人主观上有转移财产的故意,客观上有转移财产的行为,并造成执行不能的后果。要有转移财产的故意,必须是被执行人知道有权利人在运用公权力向其追讨欠债。而被执行人获悉上述情况的最早时间,一般是在收到法院的应诉通知书后。所以,本人认为,应将被执行人转移财产行为的时刻设立在收取法院的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之后。在此之后,在执行案件中债务清偿完毕前,被执行人转移财产等行为,如果造成执行不能的后果,均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于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而缺席判决的义务人,因为其无法收取上述文书,则应当将上述收取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的时间变更为有证据证实其获悉权利人运用公权力追讨债务的时间。
二、执行立案之后的义务
(一)消极配合执行义务。消极配合执行,指被执行人没有积极采取抗拒执行的行为。(1)在执行中,被执行人为抗拒执行,经常会采取转移财产等行为。被执行人要履行消极配合执行义务,就不得采取转移财产等行为。如果被执行人出现上述行为,则将被认定为严重妨害执行而被追究刑事责任。被执行人转移财产等行为的认定以及责任承担在此不作论述。(2)除了转移财产,被执行人经常采取的方法是隐瞒经常居住地,造成执行中下落不明的假象,让执行人员无法找到被执行人。被执行人在诉讼中留一个家人、亲戚或朋友地址来作为收文地址,而一旦生效的判决、裁定对其不利,被执行人往往就不再使用上述地址收取文书,并让上述地址的住户隐瞒其去向,同时更换手机等联系方式。这是本人在执行工作中经常遇到的情形。对于上述情况,也属于被执行人违反了消极配合执行义务的行为,也必然会承受相应的后果。审判过程中正常使用的收文地址、联系地址、联系电话,如果在判决、裁定生效以后发生变化,被执行人没有主动联系权利人或审判法院的话,可将上述行为作为被执行人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的一个情节,并给予罚款、拘留等处罚,情节严重的,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当然,在立法及解释中并无相关规定,类似规定仅见于各地公检法的联合发文,尚不具备法律效力。建议立法机关对此加以完善。
(二)及时报告财产状况义务。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应当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状况。被执行人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予以罚款、拘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规定》)第28条,“…被执行人必须如实向人民法院报告其财产状况。”上述立法及司法解释均明确了被执行人申报财产的义务,因为是“应当”,所以是被执行人的积极义务。被执行人不履行申报财产义务的话,将受到罚款、拘留的制裁。依据部分地方公检法的联合发文,情节严重的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司法解释仅要求被执行人申报财产,修改后的民诉法则明确要求被执行人申报当前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执行实践中,应适用修改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里存在的问题是,如果被执行人故意让自己“下落不明”,无法收到执行通知的情况,被执行人是否需要申报财产呢,或者说是否需要申报一年以前的财产状况呢?本人认为,立法机关专门在修改民诉法的过程中加上被执行人申报财产的规定,并明确要求被执行人申报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其目的就是要被执行人真正履行如实向执行法院报告财产的义务。如果被执行人故意不收取执行通知,就可以不履行申报财产义务,那就等于配合执行的义务会多于不配合执行的义务,这肯定不是立法者想要达到的目的。立法者的原意,应当是要求被执行人报告当前以及其知悉法院强制执行立案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只不过立法者已经习惯了立案执行后,执行法院就应发一个执行通知给被执行人,被执行人自然是在收到执行通知后报告当前以及之前一年的财产情况。立法的不周延性在此又有体现。许多情况下,是无法让被执行人直接收取执行通知的。被执行人故意不留下收文地址、联系方式。法院前往其经常居住地送达时,其同住成年家属往往表示被执行人不在此居住,无法将文书转达,于是立法者所设计的所谓由被执行人同住家属签收文书的送达方式就无法适用了。在无法调查到被执行人的经常居住地的情况下,法院如果强行将文书送达被执行人的户籍地或身份证登记地,也存在很大问题。被执行人如果常年在外地工作生活,其户籍地或身份证登记地往往无法收取文书,或者上述地址根本就无人收取文书,或者上述地址早已不复存在。此时,法院还可以公告送达。可是公告送达情况下,如何让被执行人报告“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既然立法的目的是要被执行人获悉法院执行立案后履行申报财产义务,所以上述规定中的“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应该理解为被执行人收到执行通知之日或有证据证实被执行人获悉法院立案强制执行之日。
修改后民事诉讼法不但要求被执行人报告财产情况,而且并未规定报告的前提是法院要求其申报财产,所以,被执行人的上述报告财产义务是一项积极义务,其条件就是没有按照法院在执行通知中所确定的期限履行义务。因而,要求被执行人申报财产,不是法院在执行工作中必须向被执行人明确的事项,被执行人在执行中申报财产,是其未能按法院执行通知履行义务的必然附加义务,无需法院在执行通知中或其他文书中列明。也就是说,即使法院发了执行通知书,而没有在执行通知或其他文书中要求被执行人申报财产,被执行人仍应当及时向法院报告财产状况。如果被执行人没有申报的,法院就可以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被执行人罚款、拘留的制裁。同时,也说明,法院在执行工作中,可以明确要求被执行人申报财产,也可以不用明确要求被执行人申报财产。但法院每次明确要求被执行人申报财产的时候,被执行人均必须在指定时间内向法院书面申报财产情况,否则将承担民事制裁。
(三)行为限制义务。被执行人在执行中如果未能及时履行义务,人民法院因执行工作的需要,经常会明确要求被执行人限制一系列行为或必须履行一些行为。《执行规定》第29条,法院因调查需要,可以传唤被执行人或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到庭,被执行人或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必须到庭接受调查。如果经传唤两次拒不到庭的,法院可以拘传。被执行人在没有履行义务的情况下,法院可以明确要求被执行人限制消费,限制工商业活动。法院可以责令禁止被执行人进行各种高消费、禁止从事招标、注册、借贷等工商业活动。高消费的标准,应以超出当地一般居民生活水平为准,不得以被执行人之前的生活水平为准。被执行人没有履行义务的,法院可以通知有关单位限制其出境。上述一系列措施,均对被执行人的人身自由起到了一定的限制,这均是被执行人未能履行义务情况下需承担的义务。如果被执行人违反了上述义务,将被处以拘传、罚款、拘留,甚至追究刑事责任的制裁。
(四)承担执行措施造成的必要损失。1、强制措施造成的损失。被执行人未能按期履行义务情况下,法院就会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来促使义务履行。法院的查封、冻结、扣押等强制措施,必然会限制了被执行人财产的正常流转、使用。法院扣押的财产,被执行人完全失去控制,法院冻结的存款、收入,被执行人无法提取。法院查封的设备、房产、土地、车辆,被执行人无法办理担保、过户等事项。对处于商业、民事活动中的被执行人来讲,法院的上述强制执行措施,必然会影响到其财产的价值变现、影响到财产的正常使用。而这些,是被执行人必须承受的损失。即使因法院查封而无法办理抵押或出让手续,而使被执行人在与他人合同中遭受巨大损失,被执行人也只能自食其果。法院查封的房产,被执行人如果事后用于出租,即使法院的查封为档案查封,法院也可以不必保护在查封之后的租赁关系。法院查封已经出租的房屋、厂房,可以在现场张贴公告、封条,即便上述行为给租户造成损失,该损失也只能由被执行人去承担。法院在执行中实际支出的费用,被执行人需承担,执行申请费用被执行人需承担。法院为快速变现财产价值,财产的拍卖价可能远小于商业拍卖的拍卖价,上述价差被执行人必须承受。
2、信用损失。被执行人未能履行义务的,法院可以要求有关部门将该情况录入征信系统,或可以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的信息,或者在被执行人活动处所、居住地公告被执行人欠债情况或法院查封、变卖、扣押被执行人财产等情况。上述种种措施,均会对被执行人的信用产生影响,而该损失也只能由被执行人自行承担。
3、支付延期履行利息、迟延履行金的义务。《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93条,“被执行人迟延履行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或迟延履行金自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履行期间届满的次日起计算”。第294条,“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修改后应为二百二十九条)规定的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是指在按银行同期贷款最高利率计付的债务利息上增加一倍”。第295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非金钱给付义务的,无论是否已给申请执行人造成损失,都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已经造成损失的,双倍补偿申请执行人已经受到的损失;没有造成损失的,迟延履行金可以由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案件情况决定”。
上述规定明确要求被执行人在未按期履行义务的情况下,应当支付迟延履行利息或迟延履行金。迟延履行金,有损失的双倍补偿损失,无损失的由法院决定。存在的问题是损失的确定可能有不少困难,由法院根据案情决定迟延履行金的数额也不具备操作性。迟延履行利息,要求被执行人支付银行同期贷款最高利息计付的债务上增加一倍。因为被执行人所要支付的是是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是迟延履行还款的贷款利息,又是上述利息中的最高利息,还是最高利息的双倍,况且又有可能是在生效法院文书已经计付利息的基础上,以生效法律文书所计算的本息合计为本金计算该迟延履行利息,所以,被执行人所要承担的利息有可能是远远高于正常利息的。本人在执行实践中所遇到的最高的情形是正常贷款利息的8倍。上述利息如果申请人分文不让的话,有些执行标的大一点的案子,可能被执行人倾家荡产也无法在有生之年还清。而上述重而又重的迟延履行利息,是国家对被执行人作出的法律上负面评价,是被执行人应当承受的必要损失。当然,被执行人也可以减少上述损失,那就是尽快履行义务,并征得申请人的谅解,以期申请人能够减免迟延履行利息。
综上,被执行人的地位是义务繁重的,被执行人所受到的限制是全方位的。希望我们的执行人员能够利用法律所赋予的执行手段,促使被执行人履行义务;也希望广大的被执行人认识到自身所将会受到的限制以及遭受的损失,积极早日履行义务,以减轻损失;更希望更广大的义务人更早日履行义务,以使自己远离被执行人这一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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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配套制度(试行)

浙江省中共绍兴市委


中共绍兴市委关于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配套制度(试行)的通知

绍市委发〔2004〕95号




各县(市、区)委,市级各部门党委(党组、工委):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以下简称《党内监督条例》),市委研究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配套制度(试行)》(以下简称《党内监督条例》配套制度),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党内监督条例》配套制度是市委依据《党内监督条例》,结合我市实际制定的,具有较强的指导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是开展党内监督的主要依据。为体现整体性、系统性,《中共绍兴市委议事规则》等有关制度也一并收入其中。它的制定并实施,对于我们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对于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对于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推进率先发展,实现富民强市,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各地各部门要从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充分认识贯彻实施《党内监督条例》配套制度的重要性,认真学习,广泛宣传,务求使广大党员干部熟悉和领会《党内监督条例》配套制度的各项具体要求。要根据实际情况,认真抓好制度的贯彻落实,加强监督检查,认真查找党内监督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积极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的主要负责人,要以身作则,树立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严格遵守并认真执行《党内监督条例》配套制度,并切实担负起党内监督的领导责任。市纪委、市委有关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切实履行监督职责,每年对若干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重点检查,不断推动党内监督制度的贯彻落实。

《党内监督条例》配套制度与本市原有的党内监督方面的制度不一致的,以本配套制度为准。各地各部门对贯彻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和建议,请及时向市委报告。



中共绍兴市委

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党内监督条例》配套制度之一中共绍兴市委议事规则

(2003年12月29日中国共产党绍兴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

为认真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发挥市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中发〔1996〕6号)的有关规定,特制定市委议事规则。

市委实行领导的原则:

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

坚持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决维护中央、省委的权威;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紧密结合绍兴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坚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一、市委全委会

(一)议事范围:

1、制定贯彻执行中央和省、市党代表大会决议、决定的措施。

2、审议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对全市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党的建设、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及其他涉及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作出决策。

3、听取和审议市委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对市委常委会及其成员的工作进行监督和评议。

4、决定召开市党代表大会或市党代表会议,并向其负责和报告工作,接受其监督。

5、选举市委常委会和书记、副书记;通过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常委会和书记、副书记。

6、酝酿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换届的重要人事安排;向有关方面推荐重要干部。

7、对县(市、区)党政领导班子正职的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进行审议,并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全委会闭会期间,由常委会作出决定,决定前征求全委会成员的意见。

8、对市委常委会提请决定的问题或必须由全委会决定的其他重要问题作出决策。

(二)全委会由市委常委会召集并主持。全委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遇有重要情况可随时召开。全委会议题由市委常委会确定。

(三)市委全委会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到会方能举行。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因故不能参加会议,应在会前以书面形式向市委常委会请假。根据工作需要,市委常委会可确定有关人员列席全委会,也可以召开扩大会议。

(四)市委全委会严格按事先确定的会议议题和议程进行,除特殊情况外,不在会上临时动议。

(五)市委全委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表决。市委全委会进行表决时,以赞成票超过应到会委员人数的半数为通过。未到会委员的书面意见不能计入票数。会议决定多个事项的,应逐项表决。表决结果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宣布。市委全委会表决时,根据讨论事项的不同内容,可采取举手、无记名投票、记名投票或其他方式。

(六)全委会审议通过的事项、作出的决策和决定,会后以市委名义上报和下发。

(七)遇有重大突发事件和紧急情况,来不及召开全委会的,市委常委会可临机处置,事后应向全委会报告。

(八)市委全委会作出的决定,由市委常委会组织实施。

二、市委常委会

(一)议事范围:

1、召集市委全委会并确定全委会议题;对需全委会决定的事项事先进行审议并提出意见;研究讨论市委常委会向全委会的工作报告;组织实施全委会决议、决定。

2、传达讨论中央和省委的重要文件、重要会议精神和重大工作部署,研究贯彻执行意见;传达讨论国务院和省政府重要指示,听取市政府贯彻实施意见及执行情况的汇报。

3、研究确定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战略部署、指导方针和重大决策。对全市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党的建设、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工作中的重要问题作出决定。

4、讨论确定市委年度工作要点;讨论市政府工作报告;听取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草案的情况汇报;听取全市和市级预算执行情况及草案的情况汇报;研究讨论事关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

5、研究讨论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市政府党组、市政协党组和绍兴军分区党委提出的重要事项;对市级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的党委(党组、工委)请示的有关全局和重大问题作出决定。

6、以市委名义向省委请示、报告工作,向各县(市、区)委和市级各部门党委(党组、工委)发出重要指示和重要文件。

7、按照党管人才的原则和省委规定的干部管理权限、程序,负责推荐、提名、任免和管理干部;讨论制定全市各类干部的选拔、培养、考核、任免、监督和奖惩等方面的重大政策和重要制度。

8、研究决定副局(处)以上机构设置和变动等重要问题。

9、每年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工作汇报。

10、视情听取有关县(市、区)委和市直机关党委(党组、工委)的重大专项工作汇报;听取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等群团组织的工作汇报。

11、其他必须由常委会集体讨论决定的重要问题。

(二)常委会由市委书记召集并主持。书记不能参加时,可由书记委托副书记召集并主持。常委会一般每月召开2次。议题由市委书记确定,或由副书记、常委提出,经书记审定同意后确定。

(三)市委常委会必须有半数以上常委到会方能举行,讨论干部问题时,应有三分之二以上常委到会方能举行。市委常委因故不能参加会议,应在会前向市委主要领导或秘书长请假。

(四)根据工作需要,会议主持人可根据常委会内容,确定有关人员列席常委会;也可以召开扩大会议。列席会议的部门和单位的人员原则上为主要负责人。

(五)遇有重大突发事件和紧急情况,来不及召开常委会的,市委书记、副书记或常委可临机处置,事后应及时向常委会报告。

(六)市委常委会严格按事先确定的会议议题进行,无特殊情况,不得在会上临时动议。

(七)市委常委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表决。市委常委会进行表决时,以赞成票超过应到会常委人数的半数为通过。未到会常委的书面意见不能计入票数。会议决定多个事项的,应逐项表决。推荐、提名干部和决定干部任免、奖惩事项,应逐个表决。市委常委会表决时,一般采取口头、举手方式,必要时可采取无记名投票或记名投票方式。

(八)市委常委会决定的事项应编发《中共绍兴市委常委会议纪要》。

(九)市委常委会作出的决策,由常委分工负责组织实施。

三、市委书记办公会

(一)议事范围:

1、酝酿需要提交市委常委会讨论决定的问题。

2、对市委常委会决定事项的组织实施进行协调。

3、交流日常工作,通报有关情况。

(二)书记办公会议视工作需要召开。会议由市委书记召集并主持,也可由书记委托副书记召集并主持。根据工作需要,主持人可确定有关市委常委和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三)书记办公会议酝酿的意见,如需形成决策,应在常委会上提出。

(四)书记办公会议酝酿的事项、形成的意见,记录备案,不编发会议纪要。

四、市委专题会

市委对重大专项工作进行协调和决策时,可召开市委专题会。专题会由市委书记、副书记召集并主持,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形成的意见,根据领导要求,编发专题会议纪要。

五、其他

1、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健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坚持集中学习和自学相结合。学习会原则上每季度安排一次集中学习,由市委书记主持,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根据学习内容,可扩大参加人员范围。学习会情况根据需要,向省委书面报告,编发新闻报道。

2、市委读书会。根据中央、省委的部署和要求,结合绍兴实际,每年一般安排一次读书会,由市委书记主持,市委常委,市人大、市政协主要领导,副市长参加,根据学习内容,可扩大参加人员范围。读书会也可采取务虚会的形式。会议情况根据需要,向省委书面报告,编发新闻报道。

3、市委通报会。按照有关规定,就中央、省委重要指示精神,市委重大决策和重要人事安排,向副市以上老同志通报,可视情扩大参加人员范围。会议由市委书记或副书记主持召开,也可委托有关常委主持召开。

4、民主协商会。根据工作需要,就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重要人事安排,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及有关方面进行通报协商,会议由市委书记或副书记召集并主持。

5、市委武装工作会议。按照党管武装的原则,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每年召开一次市委武装工作会议,研究解决有关重大问题。会议由市委书记或副书记主持召开。

6、进一步健全落实市委书记、副书记与各民主党派主委、工商联负责人谈心交心制度。谈心交心活动,一般每年进行一次。



《党内监督条例》配套制度之二关于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的规定

第一条 重要情况通报是指市委、市纪委在市党的代表大会以及闭会期间,根据规定将有关决策、重要情况分别向党的代表大会代表、市委委员和候补委员、县(市、区)委和市级部门党组织以及党员和干部群众进行的通报。

重要情况报告是指下级党组织向上级党组织报告或请示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以及领导干部个人向党组织报告重大事项。

第二条 向市党的代表大会代表通报的内容和方式:

(一)市委全委会、市纪委全委会在市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作出的重大决策和有关重要情况;

(二)市委常委会作出的有关全市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的重要问题的决定,以及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和市党的代表大会决议、决定的意见。

上述内容,市委以会议或书面等形式向市党的代表大会代表通报。

第三条 向市委委员、候补委员通报的内容和方式:

(一)市党的代表大会拟审议的工作报告、重大决议、决定等,在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前,以征求意见稿的形式通报,充分听取意见;

(二)市委全委会拟审议的包括常委会工作报告、重大决议、决定,在会前以会议材料的形式通报。

第四条 向县(市、区)委和市级部门党组织通报的内容和方式:

(一)市党的代表大会拟审议的工作报告、重大决议、决定等,在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前,以征求意见稿的形式通报,充分听取意见;

(二)市委常委会决定的事项,以通知的形式下发执行;通过的重要干部任免,以市委文件的形式通报;

(三)市委常委会在作出同县(市、区)委和市级部门党组织有关的重要问题的决定时,应事先征求县(市、区)委和市级部门党组织的意见。需要下级党组织了解的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及时向下级党组织通报。

第五条 向全市党员和干部群众通报的内容和方式:

(一)市党的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全委会工作报告、作出的涉及全局性的重大问题的决议、决定等,在会后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

(二)市委全委会审议通过的常委会工作报告、作出的涉及全市工作的重大决策等,在会后向全市党员通报传达,并视内容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

(三)市党的代表大会召开时间、会议议程等情况,在会前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会议公报和市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市委委员、候补委员以及全委会选举产生的常委会和书记、副书记,通过的市纪委常委会及其书记、副书记,在会后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

(四)市委常委会会议中对全市工作有指导意义的精神,在会后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

(五)市党政主要领导等重大人事变动情况,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

第六条 市委、市纪委对涉及国家秘密或者重要决策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情况,根据需要决定是否通报以及通报的范围。

第七条 县(市、区)委、市级部门党组织向市委报告的要求是:

(一)每年以正式报告的形式就本地区、本部门年度工作向市委作一次全面工作情况报告;

(二)对于贯彻执行省委、市委重大决策、决定的情况应以正式报告或督查专报的形式进行专题报告。凡明确规定报告时限的,要按时报告;未规定时限的,一般在半年内或根据工作需要及时向市委报告;

(三)对本地区、本部门发生的事关全局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情况以及重大问题,应按照规定的时限和程序向市委正式报告或请示;

(四)对重、特大突发性事件、事故和灾情,应以最快的速度并确保在事件发生后的3小时内报送有关情况,同时及时续报事件进展和处理情况、原因和后果;

(五)重要的社情民意应随时报送,每季度末或必要时报送一次社情民意的综合分析材料;

(六)中央、省委重大决策出台前后和国际国内重、特大事件发生后,要及时报送有关信息,并适时报送一份比较全面的综合分析材料;

(七)重要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重大的经济运行动态信息,应及时报送。

第八条 市委有关部门要及时、妥善处理县(市、区)委、市级部门党组织的报告或请示,并将办理结果及时通报给报告或请示的单位。对于内容复杂需要有关部门深入研究或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办结的请示、报告,市委有关部门应在规定的办理时限到期日前,及时向报告或请示单位通报文件办理情况及不能按时办结的原因。

第九条 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人为市委管理的县处级领导干部。领导干部个人应向党组织报告的重大事项主要有:

(一)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营建、买卖、出租私房及购买汽车的情况;

(二)本人参与操办的本人及近亲属婚丧喜庆事宜的办理情况(不含仅在近亲属范围内办理的上述事宜);

(三)本人、子女与外国人通婚以及配偶、子女出国(境)就学、定居的情况;

(四)配偶、子女受到执法执纪机关查处或涉嫌犯罪的情况;

(五)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受聘担任企业主管人员的情况;

(六)本人及配偶、子女持有因私护照和前往港澳台通行证、外国居留证的情况;

(七)本人在公务活动(包括外事活动)中因不能谢绝而收受的贵重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等处置情况;

(八)本人经济上、生活作风上可能引起群众误解的情况;

(九)按照有关规定应向组织报告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十条 对第九条规定的事项,应由报告人在事后一个月内以书面形式如实报告,内容应包括该事项发生的时间、经过、结果及其他还需说明的问题等;因特殊原因无法按时报告的,应说明原因,并及时补报;按有关规定需请示批准的,应按规定办理。

第十一条 县(市、区)党委、政府和市级部门的主要领导干部的报告,由市委受理,具体工作由市纪委、市委组织部负责;其他市委管理干部的报告,分别由县(市、区)委和市级部门党组织负责受理,同时报市纪委和市委组织部备案。

第十二条 对需要答复的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市委受理的,由市纪委、市委组织部根据报告内容,相互沟通研究后予以答复;其他市委管理干部的报告事项,由受理报告的县(市、区)委和市级部门党组织研究后答复。报告人应按组织答复意见办理。

第十三条 对报告的内容应予保密,组织认为应予公开或本人要求公开的,可采取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公开。

第十四条 县(市、区)委、市级部门党组织应加强对本地区、本部门领导干部执行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情况的监督检查,建立登记制度,并于每年一月底前,向市纪委和市委组织部综合报告执行情况;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对领导干部执行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情况定期进行检查,并将有关执行情况作为考核领导干部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任人员或领导干部个人,视情节轻重,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追究党纪责任,或作出限期改正、责令检查、通报批评、诫勉等处理:

(一)对重要情况应当通报而未通报,或应当报告而瞒报、谎报、漏报、缓报的;

(二)对下级请示不及时答复、批复或对下级报告中反映的问题在职责范围内不及时处置的;

(三)干扰和阻挠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的;

(四)领导干部不按本规定要求报告或不如实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

第十六条 本规定由市委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党内监督条例》配套制度之三关于述职述廉的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适用于县(市、区)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市级部门党委(党组、工委)领导班子成员。

第二条 述职述廉分别在届中、换届前一年开展一次,与党政“一把手”年度总结报告工作同时进行,与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有机结合。

第三条 述职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政治理论学习的情况;

(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情况;

(三)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情况;

(四)密切联系群众和开展调查研究的情况;

(五)履行职务的情况;

(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的措施;

(七)其他需要报告和说明的情况。

第四条 述廉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遵守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准则及其他廉洁自律规定的情况;

(二)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情况;

(三)执行不准利用职权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规定的情况;

(四)执行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情况;

(五)对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管理情况;

(六)其他需要报告和说明的情况。

第五条 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可根据工作需要,对述职述廉的内容提出指导性意见。

第六条 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客观准确,简明扼要,对存在的问题不隐瞒、不回避。

第七条 县(市、区)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市级部门党委(党组、工委)领导班子成员在一定范围的干部会议上进行述职述廉。

第八条 县(市、区)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述职述廉会议的参加对象应当包括:

(一)党委领导班子成员;

(二)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

(三)纪委领导班子成员;

(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党委工作部门、政府工作部门、人民团体主要领导;

(五)下一级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

(六)民主党派、工商联主要领导;

(七)其他需要参加的人员。

第九条 市级部门领导班子成员述职述廉会议的参加对象应当包括:

(一)本部门领导班子成员;

(二)机关其他工作人员;

(三)直属单位主要领导;

(四)其他需要参加的人员。

第十条 述职述廉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在一定范围内征求干部群众的意见;

(二)撰写述职述廉报告;

(三)召开会议,领导干部进行述职述廉;

(四)与会人员对述职述廉对象进行民主测评、民主评议;

(五)汇总民主测评、民主评议的结果,并向本人反馈;

(六)本人提出整改措施。

第十一条 领导干部述职述廉时,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应当派员参加。与会人员填写的民主测评表、民主评议表,由市纪委、市委组织部负责汇总统计。

第十二条 述职述廉的领导干部应当将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以一定的方式在述职述廉的范围内进行反馈。

第十三条 对述职述廉中隐瞒、回避重要情况,民主测评中群众意见较大,或者存在其他不正常情况的领导干部,由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视情节轻重,对其进行警示谈话、通报批评或组织处理,构成违纪的,给予纪律处分。

第十四条 县(市、区)人大常委会、政协的领导班子成员,参照本规定分别在届中和换届前一年各进行一次述职述廉。

第十五条 市级人民团体,市直属企业、事业单位领导班子成员的述职述廉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本规定由市纪委、市委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党内监督条例》配套制度之四关于民主生活会的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所指的市、县(市、区)、市级部门领导班子是指市、县(市、区)委常委会、人大常委会党组、政府党组、政协党组以及市级部门党委(党组、工委)。

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一般每年召开一次。根据实际需要,可按上级党组织要求随时召开。

第二条 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的目的,是统一思想、改进作风、加强监督、增进团结,提高依靠自身力量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三条 领导班子成员应当参加所在领导班子的民主生活会,同时还应参加所在支部、小组的组织生活会。

第四条 民主生活会主题应当根据上级党组织的要求,针对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确定。民主生活会的基本内容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情况;加强领导班子自身建设,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情况;艰苦奋斗,清正廉洁,遵纪守法的情况;坚持群众路线,改进领导作风,深入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的情况;其他重要情况。

第五条 民主生活会前的准备工作:

(一)民主生活会主题确定后,应结合实际制定民主生活会方案。明确民主生活会的主题、召开时间、会前准备、会议形式等事项。

(二)提前15天向上级党组织报告民主生活会的主题、召开的日期及形式,并及时通知领导班子成员。

(三)通过召开座谈会、发放《征求意见表》、个别谈话和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等方法,广泛征求干部群众的意见。对征求到的意见,进行梳理,属于对领导班子集体的意见,应在民主生活会上向领导班子成员通报;属于对领导班子成员个人的意见,由党委(党组、工委)主要负责人反馈给本人。

(四)党委(党组、工委)主要负责人,应同领导班子成员分别谈心,既要肯定成绩,更要指出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领导班子成员之间存在的问题做好思想沟通工作。

领导班子成员之间,应互相谈心,交流思想,化解矛盾,增强团结。

(五)认真准备发言提纲。重点内容是:本人一年来的思想、工作、党性党风及廉洁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产生问题的思想根源;今后努力方向及整改措施;对班子集体及成员的批评意见和建议。主要负责人的发言提纲还应包括对领导班子集体存在问题的分析。

第六条 民主生活会由市、县(市、区)委书记或部门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主持。主持人要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引导大家畅所欲言。

民主生活会须有领导班子成员中三分之二以上的党员领导干部参加才能召开。因故缺席的人员可以提交书面发言,书面发言由主持人在会上宣读并列入会议记录。会后,主持人或由主持人委托出席会议的其他同志将会议情况和批评意见转告缺席人员。

第七条 民主生活会应遵循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方针,增强政治性和原则性;充分发扬民主,围绕议题交流思想认识,总结经验教训,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勇于开展自我批评,以与人为善的态度开展批评。不得把民主生活会开成汇报工作或研究部署工作的会议。

第八条 民主生活会上,党员领导干部应按照要求,认真检查自己存在的突出问题,对于群众提出的意见,正确的要诚恳接受;不符合事实或不完全符合事实的,应实事求是地作出说明。同时对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

第九条 民主生活会检查和反映出来的问题,应由本级党组织解决的,要积极制定整改措施,明确具体的责任人;需要上级党组织帮助解决的,应及时向上级党组织报告。

第十条 民主生活会后10日内,要向上级纪委和党委组织部门报送会议情况报告和会议记录。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情况、检查出来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措施。

党委(党组、工委)应在一定范围内,以适当方式向下一级党组织和本机关干部群众通报民主生活会解决的问题和整改措施。对署名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的党员,应把处理结果反馈给本人。

第十一条 指定内容专题民主生活会,由上一级纪委或党委组织部门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一般适合于以下情况:

(一)领导班子或其成员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及其他廉洁自律有关规定的;

(二)领导班子成员违反党纪、政纪,需要给予纪律处分或组织处理的;领导班子成员组织纪律观念淡薄、闹不团结,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的;

(三)存在其他有关问题,上一级纪委或党委组织部门认为需要通过指定内容专题民主生活会解决的。

第十二条 坚持市委领导每年参加县(市、区)委民主生活会制度。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应加强对县(市、区)和市级部门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的指导监督,并派员参加县(市、区)和市级部门领导班子的民主生活会。

第十三条 党委(党组、工委)主要负责人对开好民主生活会负责,并承担制定和落实领导班子整改措施的领导责任。发现民主生活会流于形式,或者有压制民主的行为发生,或者违反规定的会议程序,不能解决存在的问题,上级党组织可以责令重新召开,并视情节追究党委(党组、工委)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第十四条 本规定由市纪委、市委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党内监督条例》配套制度之五关于信访处理的规定

第一条 党内信访处理是信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内监督工作的重要内容。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对信访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信访处理制度,通过党内信访处理,对下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实施监督。各级党委、纪委要实行信访工作责任制,主要领导对信访工作负总责;其他领导按照分工,负责分管范围内的信访工作。

第二条 凡向党组织检举党员或下级党组织违法违纪问题,以及党员控告侵害其合法权益行为的,党组织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受理,并及时调查处理。

各级党委、纪委除受理和处理本条上述所列的检举和控告事项外,还应当对下级党组织办理信访事项的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第三条 党内信访处理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尊重党员、群众意见,改进党的工作;

(二)分级负责、归口办理;

(三)谁主管、谁负责;

(四)依法、公正、及时、就地处理;

(五)集体讨论。

第四条 党内信访处理的程序应当遵循国家、省《信访条例》的规定进行。各级党委、纪委的信访部门应当建立信访工作联系制度,及时通报信访情况,相互了解掌握信访处理的情况,认真做好沟通协调工作。

第五条 各级党组织的信访部门应当公开所受理信访事项的范围、通讯地址、邮政编码、电子信箱、接待场所、来访接待时间,并在信访接待场所公布与信访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工作规范以及信访事项的处理程序,以方便党员、群众信访投诉。

第六条 对本级党组织依法应当或者有权作出处理决定的信访事项,应当直接办理,并自收到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信访人。

第七条 对属于下级党组织职责范围内的信访事项,应当自收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交责任归属党组织办理,并将交办情况告知信访人;但对反映重要情况和建议或者紧急问题的越级信访事项,受理党组织可以直接办理。

第八条 对属于上级党组织或者其他机关职责范围内的信访事项,采用书信、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的,应当自收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报送或者转送依法有权作出处理决定的党组织或其他机关办理,并将报送或者转送情况告知信访人;采用电话、走访等形式提出的,应当告知信访人向有权作出处理决定的党组织或其他机关提出。

第九条 对责任归属本级党组织的署名信访事项,应当自收到之日起三十日内办理完毕;情况复杂的,经本级党组织负责人批准,可适当延长,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九十日。在规定时限内要将办理结果向信访人反馈,答复信访人可采取电话、面谈、书面等形式。

第十条 信访事项的处理结果,应当根据举报事项的事实和情节,依照法律、法规以及党章和党内有关纪律规定作出。发现党员有违纪行为的,给予党纪处分;涉嫌犯罪的,由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一条 信访人对信访事项的处理决定有异议,可以向责任归属党组织的上一级党组织提出复查申请,复查申请以书面形式提出。有关党组织应当在收到信访复查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提出复查意见,情况复杂,经本级党组织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

经复查,认定信访事项的办理符合党章以及党内有关规定的,应当以书面形式向信访人告知复查意见,不再处理;认定信访事项处理不当的,复查机关有权直接处理或责成责任归属党组织重新处理。

第十二条 对于信访人检举或控告所在党组织或党组织负责人的信访事项,应由被检举或控告党组织的上一级党委、纪委调查处理。

下级党组织对上级党组织交办的信访事项,应按照有关规定认真办理,按要求、按时限办结。

第十三条 各级党组织应建立健全保护揭发、检举人权益的制度。对揭发、检举人以及揭发、检举的内容必须严格保密,严禁将检举、控告材料转给被检举、被控告的组织和人员;严禁对揭发、检举人和控告人歧视、刁难、压制;严禁各种形式的打击报复。

第十四条 党组织对于不负责地揭发、检举、控告以及提出处分和罢免、撤换要求的信访人,应给予批评教育;对于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对于受到错告或者诬告的党员,应当澄清事实,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

第十五条 信访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党组织报请主管机关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一)提出的批评、建议对改进党组织工作有重要作用的;

(二)揭发、检举违法违纪的行为,对保护国家、集体、公民的利益有显著成效的;

(三)反映的问题对党组织及时采取措施、维护社会稳定有重大作用的。

第十六条 各级党组织的信访工作人员在处理来信来访来电等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党组织视其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党纪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一)对信访不接待或者应当作出处理而不及时处理的;

(二)对应当受理的信访事项不予受理或者对信访事项的办理推诿、敷衍、拖延的;

(三)未按规定告知信访事项的办理结果或者复查意见的;

(四)应当回避而不回避的;

(五)漏登、漏报重要信访情况或者丢失、隐匿、擅自销毁信访案件材料的;

(六)敷衍塞责、工作不负责任造成不良后果的;

(七)公开、泄漏举报、揭发内容或者举报人、揭发人姓名和其他信访秘密的;

(八)利用职权徇私舞弊、收受贿赂或以所掌握的举报、揭发内容要挟被举报人谋取利益的;

(九)违反信访处理有关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十七条 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在信访处理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党组织根据情节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给予党纪处分;涉嫌犯罪的,由司法机关处理。

(一)因工作失职、渎职而引发影响公共秩序事件或者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公共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的;

(二)对责任归属本级党组织的信访事项,应当受理而不受理,或虽已受理但无正当理由久拖不决的;

(三)应当报告处理结果而不按期报告,又不说明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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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法定与法定证据
——兼对我国《民诉法》第63条之检讨

占善刚


摘要: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为确保事实认定过程的客观及公正,法院进行证据调查应以法定的证据方法为对象,严格遵循直接原则并保障当事人的在场权,此即证据法定的要求或意义所在。与此相应,其民诉立法乃依证据调查方式之不同,确立了不同的证据类型。我国现行民诉法尽管在制度设计上贯彻了证据法定的要求,但关于法定证据类型的确立并不科学,突出表现为误将勘验笔录与视听资料作为独立的证据类型予以规范,亟待修正。
关键词:证据法定;法定证据类型;勘验笔录;视听资料;证据调查

在采行辩论主义运作方式之民事诉讼中,受诉法院认定案件事实,除公知的事实、法院职务上应当知晓的事实、当事人之间不争执的事实外,皆须以证据调查结果作为基础这[1]。为保障事实认定结果之客观、公正及当事人之程序参与权,法院进行证据调查,原则上必须以法律所规定的证据方法为其范围,并遵循法定程序为之。非法定的证据方法仅在自由证明之场合方可采用,此即证据法定之意义所在。在法律所规定的证据方法中,每种证据方法皆不同于其他证据方法的证据调查方式,此亦乃法定证据类型确立之正当性基础。我国现行《民诉法》第63条虽然明确规定了7种证据形式从而明示了证据法定之意旨,但在证据类型之确立上并不科学,亟待完善。

  一、证据法定之意义

  解决私权争执之民事诉讼程序,就要证事实之认定而言,不外乎追求事实之真实发现。为确保事实认定过程之公正及保障当事人之程序参与权,各国或地区民诉立法不仅规定了可以供法院进行证据调查之证据方法的种类,且就每种法定证据方法之证据调查程序作了严密之规定。尽管受诉法院对于不同的法定证据方法采取不同的证据调查方式,譬如,对于证人之调查乃采命证人出庭接受法官讯问并陈述证言之方式,而对于文书之调查乃采命持有文书之当事人或第三人将其提交于法院以供法官阅览之方式。但法官对任一法定证据方法之证据调查均须恪守以下两个方面的共通原则:其一,直接原则,即证据调查应由作出本案判决之受诉法院为之,仅在特殊情况下,方可交由受命法官与受托法官完成。其二,当事人公开原则,即法官进行证据调查时,当事人有在场之权利[2]。

  (一)证据调查应贯彻直接原则

  在民事诉讼中,所谓证据调查乃指法院从证据方法中获取证据原因的诉讼行为,法院证据调查之结果构成了裁判事实的重要基础[3],对诉讼的走向及诉讼结果起着重要的作用。为确保事实认定的客观性与公正性,大陆法系各国或地区民诉法殆皆强调对法定的证据方法的证据调查原则上须由作出本案判决之受诉法院于公开法庭行之。盖由参与判决作成之法院进行证据调查,因法官于证据调查时在场,故能依直接体验获得“新鲜”之判决资料,对于证据之价值及证据调查之结果能作出最好的评价,进而对事实之真相,可得明确之认识,从而有利于真实之发现。{1}245{208}{3}226{4}256德国《民诉法》第355条第1款即明确宣示了证据调查之直接原则,该条规定,证据调查,由受诉法院为之。只有在本法有规定时,才能将证据调查委托给受诉法院的成员或委托给其他法院[4]。日本民诉法及我国台湾地区“民诉法”虽没有正面宣示证据调查之直接原则,但从日本《民诉法》第185条第1款“法院于认为相当时,能在法院外行证据调查。此种场合,可以命令合议庭之成员或嘱托地方法院及简易法院进行证据调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诉法”第290条“法院认为适当时,得嘱托他法院指定法官调查证据”之规定的反面可以推知,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民诉法亦采证据调查直接原则[5]。

  我国现行民诉法虽亦没有宣示证据调查之直接原则,但从《民诉法》第117条第1款“人民法院派出人员进行调查时,应当向被调查者出示证件”及第118条“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委托外地人民法院调查”之规定中可以反面推认,我国现行民诉法亦采证据调查之直接原则[6]。

  (二)证据调查应保障当事人的在场权

  因法院证据调查之结果直接关系到事实的认定,攸关当事人的利益,故法院进行证据调查应对当事人公开,也即当事人于法院进行证据调查时应有在场之权利。当事人于证据调查时在场不仅可以参与证据调查,如依规定向到庭之证人发问,且能主张关于证据的利益。为保障当事人之在场权,各国或地区民诉立法殆皆规定,法院进行证据调查应以合法的方式传唤当事人到场[7]。在解释上,法院若未遵守法律规定传唤当事人到场,除未到场之当事人不及时行使责问权而使得该证据调查程序之瑕疵得以补正外[8],法院不得以所实施的证据调查之结果作为判决基础,否则判决即属违法,且可构成当事人上诉的理由。不过,于证据调查期日传唤当事人到场乃从程序保障角度所作之设计,给予当事人在场参与证据调查的机会即为已足。当事人一方或双方若已受合法传唤,却于证据调查期日不到场,应视为当事人放弃其权利,法院仍能进行证据调查。法院于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形下仍可进行证据调查也能避免证人、鉴定人等因当事人不出庭而遭受空跑一趟之不利益且可防止诉讼迟延。就此而言,也有其正当性[9]。依德国《民诉法》第367条第2款之规定,当事人若能释明于证据调查期日不到场乃因不可归责于己的事由所致,可以申请法院于言词辩论结束前追行证据调查。除此以外,当事人若能释明因其未参与证据调查不致于延滞诉讼时,也可申请法院追行或补充证据调查。日本民诉法上虽并无类似规定,但日本学者通常认为,德国民诉法的上述规定在解释论上于其本国民事诉讼的实践不无参考价值。{5}151笔者认为,德国法的上述规定对于我国的民事诉讼实践亦有相当之借鉴意义。

  二、法定证据的类型

  如上所述,证据法定最根本的意义在于法院对法定证据的调查要遵循直接原则并保障当事人于证据调查时的在场权,不过,具体到每一法定的证据方法而言,法院对其所为之证据调查在方式上并不相同,此亦乃法定证据确立之依据所在。

  (一)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法定证据的类型

  与我国现行《民诉法》第63条专门规定证据的种类(法定证据之类型)这种立法技术不同,大陆法系民诉立法一般乃就每种法定证据以节或目的形式分别予以规范。譬如,德国关于证据方法之规范规定在其《民诉法》第二编“第一审程序”中的第一章“州法院诉讼程序”中。其中,第六节规定了“勘验”,第七节规定了“人证”,第八节规定了“鉴定”,第九节规定了“书证”,第十节规定了“当事人讯问”。日本《民诉法》第二编“第一审诉讼程序”第三章乃关于证据之规范,其中第二节规定了“证人询问”,第三节规定了“当事人讯问”,第四节规定了“鉴定”,第五节规定了“书证”,第六节规定了“勘验”。我国台湾地区“民诉法”第二编“第一审程序”第一章“通常诉讼程序”第三节乃关于证据之规范,其中第二目规定了“人证”,第三目规定了“鉴定”,第四目规定了“书证”,第五目规定了“勘验”,第五目之一规定了“当事人讯问”(乃2000年其“民诉法”修订时新增,故以第五目之一标之)。从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民诉法关于证据的规范形式可以看出,其对每种法定证据规范之序次虽各不相同,但均规定了人证、鉴定、书证、勘验、当事人讯问等五种法定证据类型。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出,大陆法系民诉立法所规定的五种证据类型,并非以证据方法或证据资料之层面予以表征[10],而是以证据调查形式之语义指称之。其中,人证乃以证人为证据方法,以其所陈述之证言内容为证据资料之证据调查形式;鉴定乃以鉴定人为证据方法,以其所陈述的关于专门事项的判断意见为证据资料之证据调查形式;书证乃以文书为证据方法,以文书的内容为证据资料之证据调查形式;勘验乃以勘验标的物为证据方法,以法官所直接感知的关于勘验标的物之性质与外在状态为证据资料之证据调查形式;当事人讯问乃以当事人本人为证据方法,以其所陈述的案件事实为证据资料之证据调查形式。

  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民诉立法之所以将人证、鉴定、书证、勘验及当事人讯问定为法定的独立证据类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此5种证据在证据调查的具体方式上存在本质的差异,每一证据皆不能代替或包容他种证据之故。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官进行任何一种形式的证据调查均须经由法官的五官作用进行事实上的判断,如在勘验之场合,法官乃基于自己五官之作用直接感知人或物的物理上之状态;证人讯问、鉴定、当事人讯问之场合,法官须聆听证人、鉴定人、当事人的陈述;在书证之场合,法官须阅览文书之内容。前者涉及法官听觉之作用,后者涉及法官视觉之作用。但勘验乃以法官对被调查对象的性质、形状的直接认识为内容,与以文书之记载及人的陈述所涉之思想内容为调查对象的书证与证人讯问、鉴定、当事人讯问等均不相同。因而,法官以文书为调查对象时,若以其笔迹、纸质为检查对象乃为勘验,非为书证;法官以人为证据调查对象时,不以其陈述的内容,而以其容颜、声音等身体特征作为检查的对象时亦为勘验,非为人证。因为书证乃以法官经由阅览文书,获知其所记载之内容为特质;证人讯问之本质在于证人经由受诉法院之讯问陈述其所感知的发生于过去的具体事实;鉴定的意义在于,拥有特别学识经验的鉴定人向法官陈述相关专门知识或基于该专门知识所作之事实判断,以补充法官判断能力之不足;而当事人讯问作为证据调查方式,是指当事人本人基于证据方法之地位,经由法院之讯问而陈述其见闻、经历之事实,并以所陈述之内容作为证据资料。由此可知,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每种法定证据类型均有区别于其他法定证据类型之本质特征,其民诉立法正是以此为基石,针对每种法定证据类型规定了不同的证据调查程序。

  (二)我国民事诉讼中法定证据的类型

  与大陆法系民诉立法例不同,我国现行《民诉法》第63条专门规定了法定的证据类型。依该条的内容可知,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共有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及勘验笔录等7种法定证据类型。从形式上考察,现行《民诉法》第63条所规定的7种证据并非处于同一逻辑层面,其中,书证、物证、视听资料乃是证据方法,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则为证据资料,而勘验笔录从性质上讲,既非证据方法,亦非证据资料,仅乃记载勘验结果之文书。从范围上看,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的人证、鉴定、书证、当事人讯问等法定证据类型亦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法定证据类型,分别称为证人证言、鉴定结论、书证、当事人的陈述,二者虽然用语或规范的视角不同,但内涵或意义并无本质差异。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的勘验这一法定证据类型,在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中则作为物证与勘验笔录这两种独立的证据类型予以规范。其中,物证指可移转占有之物,而勘验笔录则指记载法官关于不能移转占有之物或现场的调查结果之文书。此外,我国民诉法将视听资料确定为独立的证据类型,此亦为大陆法系民诉立法所无。

  三、我国现行《民诉法》第63条之检讨

  如上所述,证据法定的意义在于法院对每一法定证据的调查要严格遵循直接原则并保障当事人的在场权,而法定证据确立的基准在于证据调查方式之不同。循此而言,笔者认为,我国现行《民诉法》第63条将勘验笔录列为独立的证据类型有违证据调查之直接原则,不符合证据法定之要求,而将视听资料确立为独立的证据类型亦欠缺正当性,因为视听资料作为新种证据在证据调查方式上并无独立于书证或物证之特质。

  (一)将勘验笔录列为法定证据类型有违证据调查直接原则

  一如大陆法系民诉立法通例,勘验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亦为实定法上的用语。但与前者乃将勘验作为独立的证据类型或证据调查方式予以规范不同的是,现行民诉法上的勘验仅指勘验人调查不能移转占有或者无法由当事人提交于法院的物证及现场(《民诉法》第73条第1款前段),勘验本身亦不具有独立证据类型的意义。从理论上讲,无论是大陆法系民诉立法中的勘验还是我国现行法上的勘验,其均指勘验人依自己之五官作用感知事物之物理上的性质或状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事实判断的一种认知活动。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勘验从其对象上看,为一切可由法官基于五官作用感知的以人或物的形式存在的证据方法;只要不以文义或思想内容作为证据资料皆为勘验之对象,为人为物在所不问。而依我国现行《民诉法》第73条第1款“勘验物证或者现场”与《民诉法》第63条“证据有以下几种:……(二)物证……”及第68条“物证应当提交原物”之规定可知,在我国民事诉讼中,作为勘验对象的仅乃不能移转占有的物证或现场,故能由当事人提示于法院的物则以物证称之,并作为独立的证据形式予以规范,而非勘验的对象。而大陆法系民诉立法中的物证与勘验在本质上实指称同一证据,仅语义不同而已。勘验之文义乃在证据调查方式这一层面上使用,其强调的是法官基于五官之作用直接感知调查对象。而物证则是证据调查对象这一层面上使用,其乃指勘验标的物本身,二者实乃同一证据之一体两面。此外,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勘验作为证据调查方式乃由法官亲自实施,仅在不能或不便接近勘验标的物时才使用勘验辅助人具体实施勘验活动并听取勘验辅助人关于事实判断之报告。而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勘验的主体乃作为法院工作人员的勘验人,这乃是从《民诉法》第73条第1款“勘验物证或现场,勘验人员须出示人民法院的证件……”之规定中所得出的结论。依《民诉法》第45条“审判人员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必须回避,当事人有权用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他们回避……前款规定,适用于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及第125条第2款“当事人经法庭许可,可以向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发问”之规定可以进一步推论,勘验人在我国的民事诉讼中似乃组成合议庭的审判人员或独任审判员以外的法院工作人员。从《人民法院组织法》(2006年10月31日修正)第三章(“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和其他人员”)关于法院工作人员设置的规定来看,属于人民法院工作的人员有: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第33条);书记员(第34条);执行员(第40条第1款);法医(第40条第2款);司法警察(第40条第3款),其中并无独立的专司勘验工作的勘验人之设置。显而易见的是,若作纯粹形式逻辑上的推演,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勘验人应指参与案件审理的审判人员以外的审判人员、法医、司法警察,但从职责上看,无论是法医还是司法警察均非勘验人选,故勘验人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应由没有参与该需要勘验的案件之审理的审判人员担任。《民诉法》第117条第1款“人民法院派出人员进行调查时,应当向被调查人出示证件”之规定似可佐证上述论断之成立(即勘验实乃调查的一种形式或方法)。

  令人感到难以理解的是,作为直接感知证据方法的一种证据调查方式,勘验本可由庭审法院直接(或经由勘验辅助人之协助)实施,为何偏要迂回地让受诉法院的庭审法官以外的其他法官实施?因为如此安排的结果将导致,庭审法官不能直接形成关于勘验标的物之认识及其事实判断,而仅能经由阅览勘验人制作(《民诉法》第73条第3款规定:“勘验人应当将勘验情况和结果制作笔录,由勘验人、当事人和被邀人签名或者盖章”)的勘验笔录[11],进行证据调查(《民诉法》第124条规定“法庭调查按照下列顺序进行:宣读勘验笔录”)。这显然有违证据调查中的直接原则,使得庭审法官不能获得作为判决基础的事实之“新鲜”印象而影响其心证之形成。笔者认为,物证、无论其以何种形式体现,殆皆以其外在的物理状态或性质为证据资料,法院获知该证据资料时,皆采取以五官作用于该物直接感知之方式。无论其是否能被移转占有,也无论其是否能被当事人向法院提出,法院调查证据之方式均不会因此而改变,仅调查之场所不同而已(一为在物之现场,一为在法庭)。准此而言,笔者认为,我国现行民诉法将对物之证据调查区分为物证与勘验两种不同的证据方法予以规范,不仅不具有立法技术上的意义反而徒增繁杂,易滋弊病。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借鉴大陆法系民诉立法通例,将勘验作为真正的独立证据调查方式予以规范,将勘验对象扩大适用于所有的物证。当然,如此一来,物证便仅为勘验标的物,勘验笔录亦仅为勘验结果的固定与保存方式而不再具有独立证据类型的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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