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庆阳市安全生产“一票否决”制实施办法（试行）》 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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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关于中国派遣医疗队赴坦桑尼亚工作的议定书


（签订日期１９９７年４月１６日 生效日期１９９７年８月５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为了发展两国卫生事业的友好关系，经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应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坦桑方）的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中方）同意派遣由２３人组成的中国医疗队（包括队长、译员、司机等）赴坦桑尼亚工作。中国医疗队员的专业详见附件。
　　本议定书于１９９７年３月５日在达累斯萨拉姆签订，共两份，双方各执一份，每份分别用中、英文写成，两种文字具有同等效力。

　　第二条　中国医疗队的任务是与坦桑尼亚医务人员密切合作，协助坦桑方开展医疗工作（不包括承担法律责任的工作），并通过医疗实践交流经验，互相学习。如坦桑方医生需要，中国医生可在各自的专业、科室内培训坦桑方医生，以提高他们的临床诊治能力。

　　第三条　中国医疗队在下述四个医院工作；姆希比利医疗中心，多多马、木索马和塔宝拉省医院。

　　第四条　中国医疗队工作所需的医疗设备、器械、药品、医用敷料和化学试剂由坦桑方供应。

　　第五条　中方每年向坦桑方所提供的医疗设备、器械、药品、医用敷料和化学试剂等，运抵达累斯萨拉姆港后，坦桑方负责申办免税、报关、提取和储存，并负责运达上述各医疗单位。

　　第六条　中、坦桑双方分别负担中国医疗队如下费用。
　　中方负担：
　　１、中国医疗队员的国内工资、国外津贴和补贴。
　　２、提供所需的交通工具（产权属中方）。
　　３、车辆燃料及维修费用。
　　４、中国医疗队由中国赴坦桑的国际旅费。
　　５、中国医疗队员在坦桑期间的医疗费。
　　坦桑方负责：
　　１、中国医疗队员在坦桑期间的生活费（每人每月相当于１７０美元的坦桑先令）。由坦桑方按月支付，并根据支付之日银行公布的美元对坦桑先令的比价，折算成坦桑先令，拨付给中国驻坦桑尼亚经济商务代表处。
　　２、中国医疗队在坦桑工作期间的住房，包括房屋维修、水、电、坦桑境内电话费。
　　３、中国医疗队员期满返回中国的旅费。
　　４、中国医疗队四个医疗点七处住房所需的守夜人、清洁工人，以及姆希比利医疗中心的中国医生所需的一名司机及其费用。

　　第七条　中方提供给医疗队使用的生活用品，包括进口交通工具、空调、家用电器、烟、酒、食品等，由中方运至达累斯萨拉姆港，坦桑方负责协助办理报关、提取、并支付关税和手续费用。

　　第八条　中国医疗队员在坦桑工作期间，坦桑方免除他们应缴纳的直接捐税，并为他们提供开展工作的便利条件。

　　第九条　中国医疗队员享有中方和坦桑方规定的假日。在坦桑工作满十二个月或工作期满前，坦桑方负责安排一次为时半月的休假，并负担中国医疗队员前往Ａｒｕｓｈａ，Ｎｇｏｒｏｎｇｏｒｏ和Ｓｅｒｅｎｇｅｔｉ游览的相应费用。休假期间的生活费，按本议定书第六条规定办理。

　　第十条　中国医疗队员应尊重坦桑方的法律和坦桑尼亚人民的风俗习惯。

　　第十一条　本议定书如有未尽事宜或在执行中发生异议，应由两国政府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第十二条　本议定书有效期二年，从１９９７年８月５日至１９９９年８月４日止，期满后，中国医疗队按期回国。如坦桑方要求延长，应在期满前六个月提出，经双方协商一致，另签订议定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马智和

　附件：　　　　　　　　姆希比利医疗中心：

　　ＣＴ诊断医师一名，耳鼻喉科医师一名，病理科医师一名，神经外科医师一名，针灸医师一名。
　　多多马省医院：
　　内科医师一名，普外科医师一名，妇产科医师一名，眼科医师一名，耳鼻喉科医师一名。
　　塔宝拉省医院：
　　内科医师一名，普外科医师一名，妇产科医师一名，眼科医师一名，耳鼻喉科医师一名。
　　木索马省医院：
　　内科医师一名，普外科医师一名，妇产科医师一名，眼科医师一名，耳鼻喉科医师一名。
　　队长一人，翻译一人，司机一人，总人数为２３人。

　　　　　关于中国派遣医疗队赴坦桑尼亚工作的议定书呈请备案的函

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关于中国派遣医疗队赴坦桑尼亚工作的议定书于１９９７年３月５日，由我驻坦桑尼亚经济商务代表处代表马智和与坦桑尼亚政府卫生部首秘雷蒙·姆罗贝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达累斯萨拉姆签字。
　　现将议定书副本呈请备案，议定书正本（中、英文）已送外交部存档。
　　　　　　　　　　　试析制宪权通过文化认同获得权威

　　　　　　　　　　　　北安市人民法院 乔铁军

　　制宪权理论用“政治决断”解释了“人民”参与构建国家时作出的授权。但在现实中，采用制宪形式构建的政权并不总能获得人民的真实认同。当代立宪主义语境下，无论是构建国家，还是确立政权权威，执政者掌控和行使权力形式上都必须满足人民认同这个正当性标准，人民是根据文化统一行动的；所以，人民的统一认同实质上表达了文化的认同。只有在符合人民文化认同的权力话语基础上，才能构建起真正符合宪政精神的权威。人民如何要避免被僭越的危险，保证权力获得权威呢？那就必须要对权力作出真实的权威判断。
　　针对这个问题，韦伯提出了权威的类型化分析，试图通过探讨特定权威的内在规定，为权力获得权威确立起相应的规则。虽然现实中没有一个政权能够单独对应他所说的某一类权威，不过当代立宪主义国家已经普遍接受了法理型权威为最重要的一种权威。根据这种理论，所有的团体成员服从一种“经由协议或强制的手段来建立”的“理性”所创制的规则，所有人都受到这种规则的“权力笼罩”，即所有人的服从或同意。这种规则的权力是掌权者获得权威的依据。然而，获取权威所需要的“所有人的同意或服从”是如何作出的，即什么是找到韦伯所说的“理性规则”及其程序呢？正是针对这个问题，哈贝马斯试图通过交往理论，建立一种找到人民真实意志的程序机制。他直接穿透了统一体形式，回归到以具体个人为单位的社会，提出个体通过平等自主的交往，表达对权威的认同，“随着从公民互相承认权利的横向社会联系到进行纵向社会联系的国家组织的过程，公民的自决实践得到了建制化……一种同主观自由内在地交叉的人民主权再一次同国家权力相交叉”，他走出了纯粹以政治统一体为主权权力的结构，在公民的自主聚集、论坛或其他团体中的自主交往循环中寻找人民意志。此时，人民对权力的权威判断是“通过一种建制分化的意见形成和意志形成过程的交往预设和程序而得到实现的。”(11)即使不考虑这种“建制分化”的程序最终如何形成整体判断，哈贝马斯的交往程序理论必须要在平等自主的基础上推进，这就将交往规则变成了一个需要解决的前提性问题，如此便又回到韦伯理论中留下的问题上，即人民作出同意或服从的规则是什么。无论是“理性”还是“自主交往”，要突破掌权者所操控的规则限制，保证人民自主表达权威判断，并形成政治统一体对权力的真实权威判断，都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人民统一判断的形成路径在哪里？
　　统一判断，是施密特所说的“政治意识”，本质上就是人民的一种“共识”，它是人民能够形成政治统一体的关键，并直接指向制宪权所表达的政治意志。在施密特的制宪权分析中，这个政治意志构成了之后所有权力、权威有效性的“存在基质”，该“基质”凝聚了人民成为政治统一体的共识，并进一步成为人民对权力作出统一权威判断的基础规定。可见，“存在基质”是找到共识路径的重要基础。
　　“存在基质”表述在行使制宪权产生的实定宪法中，虽然不能认为这就能完整表达出政治统一体意志，但是它确是“包含着对特殊的整体形态有意识的规定，而这种整体形态是由政治统一体自行选择的。”暂时抛开“有意识的规定”表达的局限性，理论上讲，实定宪法是根据制宪权主体“前宪法”状态下的意志，对国家权力存在形态作出的有效决断，(12)这种表述过程说明，“存在基质”诠释的是“前宪法”状态下人民的意识，它是“有意识的规定”得以形成的基础。实际上，这个基础在定义项上完全与文化(13)的概念同义。文化指引了人民达成共识。可以说，人民正是在文化的支配作用下，选择了政治统一体具体的存在形式。文化才是决定政治国家权力是否能够获得权威认同的根本性规定。
　　就文化在权威形成中的作用，亨廷顿就早已指出，在冷战结束之后，“人们的认同和那些认同的标志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国旗正在被正确地高高挂起……人们不仅使用政治来促进他们的利益，而且还用它来界定自己的认同。”(14)可到了新千年，当市场经济浪潮急速席卷全球时，这种由旗帜标示的文化认同以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政治界限变得模糊起来，以至于以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以“适度国家”为展开论述的视野，指明美国对伊拉克政权的民主化改造之所以失败，只是没有找到适度的“国家强度”：“‘华盛顿共识’本身并没有错……真正的问题在于国家在某些领域必须弱化，但是在其他领域却需要强化。”(15)试图将政权形态的判断，转换为一个纯粹数量学的技术问题。对此齐泽克批评福山指出：“基本的前提预设还是老一套……则我们都是美国人。那是我们的真实欲望——因此，所需的一切，就是人民一个机会，把他们从强加其身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于是他们就会加入到我们的意识形态梦想之中。”(16)
　　美伊战争以失败收场，已经印证了：文化差异产生的隔阂无法由掌权者的权力优势而打破。在文化发挥作用时，首要便是界定自己所支配人群范围，辨识谁是“人民”，在这个范围内，人民才能遵循统一文化规则、能够形成统一意志，并成为具有统一行动能力的主体。这种作用机制被称为是文化认同，它支配着人民形成政治统一体，并参与构建国家。文化认同规定了人民对共同事务形成统一认识的规则和表达方式，直接作用于根本共识。对此，文本开头所提出的问题就有了一种解决方案：找到文化认同；用它来寻求人民真实的政治意志，并通过它来实现对权力的权威判断。
　　伊拉克也许只是一个冷战后的局部战场，但是它却成为一个醒目的政治地标，提醒人们重新审视立宪主义国家构建的根本规则：掌权者必须根据文化认同获得人民的权威认同，而不是根据拥有权力这个事实本身。实际上，恩格斯早年在从发生学角度分析国家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重视到这个问题。因为“国家绝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作为社会自我组织的手段，国家虽然在“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甚至“日益同社会相异化”，但仍始终服从“从社会中产生”这个根本规定。(17)这说明，人民不单是对国家组织的需求者，更是组织国家的主体。参与组织构建国家的人民正是借助于文化认同来表达自己对国家的需求。此时，国家因为产生于社会，所以它是以社会的边界为边界的，它正是文化认同在界定“人民”时构建起来的。所以，美伊战争的“美国梦”之所以会破灭，并不是因为“美国梦”本身是否美好，也不是因为伊拉克人民是否懂得“领情”。而是因为两个社会的“人民”不同，只有符合本土文化认同的权力才能获得人民的权威认同，也只有这种权力才能满足人民对国家的组织功能需求，确立起有效的社会统治。

相关文献：
(1)[德]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Ⅱ)：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7-309页。
(2) 参见[德]卡尔•施密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8、86-89页。
(3)此处采用人类文化学的“文化”定义，这一领域对它的定义一般基于对“历史”或“传统”、“社会成员”或“民族”以及“行为”、“正当理由”或“规则”等范畴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讨论而展开。参见[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02页；参见陈晓枫：《中国法律文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12-16页；刘作翔：《法律文化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8、35页以下。因此，本文对“文化”作这样的理解：它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根据特定的自然条件、物质生产方式以及其他具体的时代条件等因素，在特定人群中形成的一套观念体系，它决定了这个群体中各个成员所共遵的生活信念、思维方式、价值准则和行为方式等。
(4)[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5)[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6) [斯洛文尼亚]齐泽克：《伊拉克：借来的壶》，涂险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5页。
(7)参见[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