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浙江省公路养路费征收管理条例》等七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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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人民政府


贵州省森林植物检疫实施办法
贵州省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了贯彻执行国务院颁发的《植物检疫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林业部制定的《〈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林业部分）》（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森林植物检疫，不包括农业及对外植物检疫。应施检疫的森林植物和林产品，包括乔木、灌木、竹类、野生珍贵花卉、干果类的种子、苗木和繁殖材料，以及怀疑带有危险病虫的木材、竹材。
第三条 省在林业厅设立森林植物检疫站，各地、州（市）建立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并根据任务需要配备相应数量的专职检疫员，建立健全检疫实验室和检验室。
各县不设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由所在地的地、州（市）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在各县林业局现有编制内明确专职检疫员二人，经省林业厅按“实施细则”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考核批准后，统一发给森林植物检疫员证。
第四条 省林业厅主管全省森林植物检疫工作，省内各地、州（市）林业局主管本地区的森林植物检疫工作。
省、地、州（市）所属的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负责执行国家的森林病虫防治检疫任务。其主要职责按“实施细则”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执行。
第五条 省、地、州（市）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是执行国务院《植物检疫条例》的职能机构，可派遗检疫人员进入车站、机场、港口、仓库及其它有关场所执行检疫任务。
检疫人员在现场执行任务时，应穿着检疫制服，佩戴检疫标志。铁路、交通、邮政和有关部分必须密切配合，提供必要的方便和协助，共同做好森林植物检疫工作。
第六条 省、地、州（市）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可根据工作需要，经省林业厅批准，在种子和苗木产地的国营林场、苗圃场、科研教学单位聘请兼职森林植物检疫员，协助进行检疫工作。兼职检疫员不能签发检疫证书。
第七条 省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根据国务院颁发的“条例”第四条规定和林业部制定的《国内森林植物检疫对象和应施检疫的森林植物、林产品名单》，制定《贵州省森林植物检疫对象和应施检疫的森林植物、林产品补充名单》，由省林业厅批准，并报林业部备案。
第八条 全省森林植物检疫的疫区和保护区范围，由省林业厅提出，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并报林业部备案。各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在划定的疫区范围内，采取封锁、扑灭措施，严防检疫对象传出；在保护区范围内采取保护措施，防止检疫对象传入。
疫区、保护区的改变和撤销的程序，与划定时相同。
第九条 各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每隔五年对检疫对象普查一次，由省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编制检疫对象分布至县的资料，报林业部备查；地、州（市）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编制检疫对象分布至乡的资料，报省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
第十条 必须经过检疫的森林植物、林产品，应按下列规定在调运前办理检疫手续，并按规定交纳检疫费：
（一）省内调运的，调入单位或个人必须事先征得本地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或县专职检疫员的同意，向调出单位或个人提出检疫要求，由调出单位或个人在调运的十五天前到所在地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或县专职检疫员申请检疫，并签发检疫证书。
（二）调往外省的，调出单位或个人按调入单位或个人提出的检疫要求，在调运的三十天前到当地检疫机构或向县级专职检疫员申请检疫。由省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或其授权的地、州（市）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或县级专职检疫员签发检疫证书。
（三）外省调入的，在调运的三十天前，调入单位或个人必须事先征得同级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或县级专职检疫员的同意，并向调出单位或个人提出检疫要求，经调出省的森林植物检疫机构签发检疫证书后方可调入。调入地检疫机构对调入的种子、苗木及繁殖材料，应查核检疫证，在
必要时可进行复检。
第十一条 因实施检疫所需车船停留、搬迁、开拆、取样、包装、消毒处理、改变用途等一切费用，均由货主负责。
第十二条 对检疫后的森林植物、林产品，在到达目的地之前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启封换货、改变数量，所附检疫证书不得涂改转让。
第十三条 植物检疫证书，由省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照全国统一样式印发，任何单位位和个人不得翻印。其他各种证明一律不得代替植物检疫证书。植物检疫证书由专职检疫员签发，签发时必须加盖检疫专用章，并签其本人名（章），二者缺一不可。
第十四条 铁路、交通、邮政和民航部门，一律凭有效期限内的植物检疫证书（正本）托运或邮寄森林植物、林产品。无植物检疫证书的，不予托运或邮寄。
第十五条 从国外引进（包括赠送、交换）林木种子、苗木和其它繁殖材料时，引进单位或个人必须填报《引进种子、苗木检疫审批单》，由省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提出意见报省林业厅审批。
第十六条 对检疫对象的试验研究，不得在其非疫区进行。因教学、科研确需在其非疫区进行时，属于林业部规定的全国森林植物检疫对象，须经林业部批准，属于我省规定的森林植物检疫补充对象，须经省林业厅批准。
第十七条 经产地检疫准备调出的森林植物、林产品，由当地专职或兼职检疫员填写《产地检疫记录》，经确认合格后换发《植物检疫证书》。
第十八条 我省各级森林植物检疫机构和检疫工作人员有权制止任何违反《植物检疫条例》和其它检疫法规行为，有权向上级领导部门报告。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妨碍检疫工作人员执行任务。
第十九条 省内所有机关、团体、厂矿、学校、商业、科研、园林、医疗等企事业单位、驻军及个人，不论以何种方式调运或进口（包括赠送、交换）必须经过检疫的森林植物和林产品，都必须执行本办法。
第二十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而调运或进口（包括赠送、交换）的森林植物、林产品，森林植物检疫机构有权予以封存、没收、销毁或责令改变用途。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违反者承担。
第二十一条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单位或个人，省、地、州（市）政府或林业厅（局）可给予表扬或奖励。具体奖励方式由授奖部门决定：
（一）积极宣传和模范执行森林植物检疫法规和与违反森林植物检疫法规的行为作斗争，事迹突出的；
（二）对森林植物检疫技术研究和运用取得成果的；
（三）对森林植物检疫对象的控制、扑灭有显著成绩的；
（四）对防止危险性病虫传播蔓延挽回经济损失有贡献的。
第二十二条 对违反森林植物检疫法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当地公安部门应协助森林植物检疫部门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分、没收种苗、繁殖材料、罚款等处理；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阻碍检疫工作人员执行正常业务工作或进行打击报复的；
（二）弄虚作假或伪造植物检疫证书的；
（三）违章调运、引进森林植物、林产品和其它繁殖材料的；
（四）森林植物检疫人员或办理托运、邮寄人员玩忽职守造成责任事故的。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省林业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1986年6月23日
关于尽快修订劳动法，降低维权成本，保护劳工权益的建议

成都市政协“农民工维权”课题特邀专家组成员、四川川达律师事务所　牛建国

我国劳动法从1995年起实施，对于规范劳动市场，促进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该法制订时正值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期间，其弊端日益显现，越来越不能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形势。本文就劳动法关于维权程序的设计结合当前劳工维权的实际状况提点不够成熟的建议，以期对劳动法的早日修订有促进作用。
一、现行劳动法的不足。
（一）仲裁时效太短。
《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仲裁裁决一般应在收到仲裁申请的六十日内作出。对仲裁裁决无异议的，当事人必须履行。”
《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六个月内，以书面形式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超过前款规定的申请仲裁时效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六十日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在劳动法实施前，仲裁时效主要适用《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六个月的规定，劳动法实施后，则执行六十日的规定，超出该期限申请仲裁的则可能被法院驳回，这就是目前对于仲裁时效的主要规定。
笔者以为，劳动法对于仲裁时效规定过于短暂，不利于维护职工的权益。
1、 仲裁时效是民事时效的一种，劳动争议也是民事争议的一部分，应该统一适用民法通则对诉讼时效的规定。
如果没有劳动法（含配套法规，下同）对时效的规定，对于仲裁时效适用民法通则中时效规定应当没有争议，但劳动法偏偏对时效作出了特别规定，远远短于民法通则对于一般时效的规定，虽然“特别法优于普通法”适用，但劳动法作为民法的分支对母法如此突破从法理上讲有不当之处。
2、 近年权利保护意识增强，时效有延长趋势，时效规定过短不切国情，不利于对劳工权益保护。
1999年合同法的制订时对部分时效作了延长，基本上能与国际接轨。在物权法的起草过程中，要求延长时效的呼声一浪胜过一浪，过去时效因技术原因证据不宜保存而规定过短的理由已基本不存在。近年来，在平息社会矛盾、特别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各级司法机关对权利保护的意识正在逐渐加强，但人们的法律意识普遍不高，这是基本国情。而作为高级劳工在数量上毕竟是少数，况且也不一定有很强的法律意识，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体力劳工占绝大多数，如果一部专门保护劳工权益的法律连大多数劳工的权益都不能保障，显然不能够达到立法目的。
（二）维权程序冗繁，成本过高。
劳动法规定了两种维权途径，一是行政处理，通常由劳动监察部门处理，二是司法途径，即劳动仲裁。由于劳动监察部门人员、经费等普遍不足，实际上达不到理想的覆盖面。因此，劳动仲裁就成了很多劳工“自已”的维权途径。之所以说是“自己的”，一是因为仲裁有一套程序，不像劳动监察那样爱理不理；二是很多劳工并不充分信任劳动行政部门，不服仲裁可以起诉，不服行政处理有时反而上告无门；三是仲裁费用是自己出的，不占用太多国家资源。
劳动仲裁有着自己独特之处，当然，这也是学者们抨击最多的原因。
1、 劳动仲裁“一裁不终局”。
仲裁原有之意是指将争议交给中立的第三人依先前的规则裁决，国际通行的做法是“一裁终局”，一旦裁决下达，原则上当事人即失去了将争议再次提交司法救济的机会，这一点我国在《仲裁法》中也予以认可。但劳动仲裁显著的特点就是“一裁不终局”。《劳动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劳动争议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劳动争议诉讼程序的安排，只要当事人起诉，仲裁裁决就不能发生效力，哪怕仅仅对仲裁中的费用分担不服。
2、 劳动仲裁机构“不民不官”。
我们通常所说的仲裁是指商事仲裁。法律规定，商事仲裁的仲裁机构必须与任何政府机构不发生任何利益上的联系，即仲裁机构具有民间性质。根据劳动法规定，劳动仲裁机构即各级政府（一般只设至市一级，部分设立至省级，如四川）设立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则由劳动行政部门代表、同级工会代表、用人单位方面的代表组成。实际上主要由政府劳动部门主导，用人单位方面、甚至工会一般都没有代表参加。仲裁机构不民不官，象是常设的，更象是临时的。
3、 当事人无选任案件仲裁员的权利。
商事仲裁中，仲裁庭的组成通常由争议各方从列表中各选一名仲裁员，再商定或者指定首席仲裁员，以保证仲裁程序的公正透明。劳动仲裁程序中，争议各方无权选择案件仲裁员，甚至他们对仲裁员的资格都无从得知。
4、 仲裁与否选择权不在当事人。
商事仲裁前提是当事人必须有仲裁的合意，通常表现为仲裁合同或者仲裁条款，否则不予受理，仲裁程序受理了法院通常也不得受理。这就是说仲裁与否的选择权在当事人自己，而劳动争议仲裁却是诉讼前的必经程序，由不得当事人自己做主。
5、 诉讼保全程序缺失。
劳动关系中，争议所依赖的证据很大一部分都保存在用人单位，劳工方面举证困难，法律又未规定证据保全制度。在现有的程序设计上，为了保护劳工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干脆规定，在劳动案件中将举证责任一律推给了用人单位。但这仍然解决不了全部的问题，财产保全缺失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在提起仲裁时，特别是面对群体性诉讼时，用人单位转移财产悬空债务的情形常有发生，而遗憾的是劳动仲裁中并无财产保全制度的设计。显然，保全制度的缺失加上不菲的诉讼成本，提起劳动仲裁对劳工方面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6、 成本过高，一旦起诉前功尽弃。
劳动仲裁程序的配套规定对于仲裁收费规定得最具“迷惑性”，案件受理费规定每件每人只收20元。殊不知除此之外还规定仲裁庭可以收取“案件处理费”，以实际支出为标准，且规定争议双方都收。单从这一点来说收费程序可以说“滴水不漏”，比法院收费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成都市调研的情况来看，“案件处理费”从200－1000元不等。可见，提起仲裁的成本过高，而一旦起诉仲裁裁决便不发生效力，除了仲裁过程中留下的证据外，仲裁的意义并不太大。
劳动法制订的宗旨是保护劳动者，这一原则当然也适用于仲裁程序中。从前述内容可以看出，劳动仲裁这一程序设计并不能保护劳动者，反而是保护用人单位。比较明显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延长了诉讼周期。一般的民事程序只有两级审判，通常会在9个月内结案，而劳动仲裁程序通常会在2个月内结案，也就是说劳动案件终审期限在11个月内是合法的，这还不包括劳动能力鉴定期间和工伤认定期间。二是加重了劳工的维权负担，即使仲裁程序劳工方面胜出，用人单位也不会付钱，因此只要轻轻一纸诉状便可将仲裁裁决撕得粉碎，剩下的几个月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即使最终用人单位输掉官司，漫长的诉讼周期也会让劳工方面疲于应付。
二、劳动法修订需要解决的问题。
除了以上缺陷之外，劳动法在各地并不统一实施。在实体方面，表现在社会保险待遇方面尤为明显，在社保适用人群、开征时间、征收标准等方面全国各地五花八门七十二调。拿成都来说，基于城乡的现实差异，在大喊“城乡一体化”的口号下，却对社保问题实行城乡二元制，劳工户口如果是居民性质实行单列保险，如果是农民购买综合险，其标准和保险待遇当然也就低得多了。在劳动争议程序方面，劳动法并未作统一规定，各地规定虽大体相似，但差异仍很明显。这些方面也与我国单一制政体的国情不符。因此，笔者建议，在修订劳动法时应着重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 劳动仲裁程序的存废问题。
笔者并不力主存或者废。如果存，则建议总的原则参照商事仲裁执行，实行一裁终局，指导劳动仲裁机构以民间性质单设，这样才能提高争议解决效率。如果废，则应当立即着手解决法院系统普遍存在的对劳动法不够专业的情况。
（二）统一劳动争议程序法。
如果劳动仲裁程序继续保持，则应当统一解决劳动仲裁所适用的程序法，在劳动法中不要留太多的空白。
（三）为统一的社会保险法定下基调。
社会保险存在的问题也比较多。从全国范围来讲，养老保险自1991年实施，医疗保险自1998年实施，失业保险自1999年实施，工伤保险自2004年才统一实施。而关于社会保险费的征缴规定于2001年才开始实施。此外，各地标准也不一致。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社会保险统一立法，可在劳动法中作一些原则规定。
（四）可将劳动合同法编入。
关于合同方面的法律编排目前主要规定于合同法典和其他法律中。1999年合同法典制订的目的就是要制订统一的合同法，实际上也废止了以前分别实施的《技术合同法》、《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对于《保险法》中对保险合同的规定、《劳动法》中对劳动合同的规定、《专利法》对专利合同的规定等则予以保留，但原则上不再在合同法典外单独对合同立法。可是《劳动合同法（草案）》已经摆上了专家们的案头，并且已列入明年的立法规划。在该还未正式启动立法程序前，笔者斗胆建议推迟该法的审议程序，将其编入修正后的劳动法。
以上是笔者，结合自身的司法实践的仓促之作，望能对劳动法的修订工作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