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贯彻执行《关于办理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案件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有关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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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贯彻执行《关于办理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案件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有关问题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贯彻执行《关于办理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案件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有关问题的通知
法发〔2012〕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中国证监会《关于办理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案件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证监发 [2011]30号，以下简称《意见》)已于2011年12月下发各地执行。为正确适用《意见》，做好证券期货犯罪案件起诉审判工作，现就贯彻执行《意见》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意见》第十条中的“证券期货犯罪”，是指刑法第一百六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九条之一、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二款、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一百八十五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犯罪。
二、2012年1月1日以后，证券期货犯罪的第一审案件，适用《意见》第十条的规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同级人民检察院负责提起公诉。
三、2011年12月31日以前已经提起公诉的证券期货犯罪案件，不适用《意见》第十条关于级别管辖的规定。
四、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贯彻执行《意见》的过程中，应当注意总结办案经验，加强调查研究。对于贯彻执行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请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在进一步总结司法审判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有关工作会议、司法文件、公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对证券期货犯罪案件司法审判工作加强指导，以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依法惩处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工作的需要。
特此通知。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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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严打”
严佳维
去年暑期，在我的家乡江苏省某县级市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严打”斗争。“严打”尾期我参加了全市公开审判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公检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各单位的代表还有各乡镇各社区的居民代表。看着一个个犯罪嫌疑人由武警押解到台上，经过法院院长的宣判后，犯罪嫌疑人一下子成为罪犯，在武警的一声喝令下，他们立刻被按倒跪在台上并被五花大绑后拉上卡车游街去了，在场的群众们无不拍手称快，尽管我对当时宣判过程中对待犯罪嫌疑人的一些细节上颇有微词，可在坐在身边的当地刑庭庭长的教导下：“他们是罪有应得！”我也就很自然地接受了这样的观念。
然而通过近一段时间法学专业的学习，我逐渐对“严打”这一名词有了一点自己的看法，接下来我就谈谈我对“严打”的理解和认识。
“严打”顾名思义，是指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包括实体与程序两个方面。“依法”是前提，“从重”是指刑事实体而言的，即对特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予以相对严厉的制裁。狭义地讲，“严打”的对象是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广义地讲，“严打”的对象是各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分子。“从重”处罚体现在立法、司法两个方面。“从快”是指刑事程序而言，立法上主要表现为简化程序，司法上主要表现为加快办案速度。
“严打”政策是在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在上世纪80年代初由国家制定的一项重要刑事政策，“严打”的提出是由当时一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决定的。不可否认“严打”方针自1983年开始执行20余年来，在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保护人民利益、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在“严打” 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引起了不少争议，并由此引起了人们对其信心不足，因此有必要对这些问题加以深入分析。
首先，是关于“严打”是否有违依法治国原则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严打”作为一种人民民主专政手段，是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阶段性的政策，难免会造成司法人员在办案时一会依政策一会依法律的局面，这是与依法治国的原则有冲突的，并且在“严打”过程中体现的是人治而非法治是不符合现代社会法治建设要求的。我个人也偏向于这种观点，我国的“严打”本身没有什么不妥，但现实中它是建立在一种人治的基础上的，这种人治也许在一段时期内是有效的，但是由于它破坏了法治的基础，蔑视了法律和程序，其对法制建设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将是深远的和巨大的，甚至有可能会得不偿失。所以，我反对人治型的“严打”，提倡法治型的“严打”。
其次谈的是“严打”的对象问题，如前所述 “严打”的对象只能是严重的刑事犯罪，实际上我国的几次大规模的“严打”都明确规定了范围，而在实际情况中均存在着“严打”变成“滥打”的现象，有些地区“严打”斗争一开展，不仅各种犯罪行为都在“严打”之列，还将卖淫嫖娼、小偷小摸等一般治安案件也拉入严打的范围，这样的做法不但有违严打的目的，还浪费了相当多的资源，更有可能走向反面。
再次是关于“从重”的问题，“严打”中的“从重”，意味着在严打期间，对特定的犯罪在定罪量刑上从严掌握，定罪时表现为刑法的扩张，即指在罪与罪模糊的情况下，应认定构成犯罪；在适用刑罚时较一般情况下给以较重的处罚。可以说没有“从重”，也就没有所谓的“严打”了。但是对于“从重”，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司法中都存在较多的问题。
不少学者认为，“严打”中的“从重”有违刑法中规定的罪行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严打”对“从重”并未明确界定，没有一定的标准，这就易使得审判人员因“严打”而“从重”，罪轻罪重一律从重处罚，出现了司法随意性，侵害了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我认为在理论上“严打”所要求的“从重”并不违背这两个原则，一是“从重”不是没有限制的“从重”，依法是其底线，对于罪之法定谈不上“从重”，因为“从重”只针对已定之罪，对于刑之法定，“从重”只是在法定刑的幅度之内进行的，所以“从重”不违背罪行法定原则。二来严打中的“从重”是结合一些形势影响对社会危害性的评价所确定的，对于特定犯罪只有从重打击，才能维持一定形势下的社会秩序，所以理论上“从重”也不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
当然在司法实践上的确对“从重”存在着不少误区，如将“从重”等同于重刑，甚至重刑主义，这是相当有害的，“从重”的重只是相对而言的重，而并非一律都是重刑，当然与剥削阶级主张的用来镇压劳动人民的重刑主义更是有别；如一律顶格判刑，即在量刑范围内一律采取最高法定刑予以判处，“从重”只是于一般情况下判处较重的刑罚，但决不是一律的顶格判刑，否则就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又如数罪并罚时提高刑罚幅度，有些地方不严格执行数罪并罚原则，而是采取“大概齐”，不适当地提高刑罚幅度……这些做法明显是曲解了“从重”，应该尽快加以改正。
此外，“严打”中的“从快”问题也值得我们关注，所谓“从快”，指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快审快判，以突出刑罚的及时性和不可避免性，其中包含了及时和迅速两个方面。在司法中同样存在着“从快”的问题：一是违法求快，一些司法部门在实践过程中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如为了尽快破案，使用刑讯逼供，缩减必要的程序，剥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等。二是一味的追求办案数量和速度，忽略和忽视办案质量，非但不能真正提高司法效率，反而会导致司法效率低下，例如公安机关在没有把犯罪事实查清或证据不明确、不充分的情况下为了“从快”就把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等，这显然是不允许的。而且一味求快所体现的一些司法机关工作的功利性也值得我们反省。
最后我想谈的是“严打”的效果问题，诚然我国三次全国性的“严打”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但是就整体而言，放在这2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来看，“严打”非但没有使社会犯罪率降低，反而犯罪率呈上升趋势，这不但与上述的问题有关，显然也与“严打”过程中采取的策略过于单一和滞后有关，我国的“严打”几乎都采取放长战线，撒网捕鱼的策略，即在相对集中的一段时间内，组织大批警力搞统一行动、专项斗争，然而打击的目标并不明确，抓到打击目标具有偶然性，而且一些犯罪分子也摸索出“严打”的大致时间规律，故可以轻松地逃避“严打”的打击，甚至一些犯罪分子产生了“抗药性”在“严打”期间也会顶风作案。很显然这种单纯靠投入大量警力、物力和财力靠长时间打疲劳战的打击方法并没有很大实效，得不偿失，并且也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基层公安机关的正常工作和职能的发挥。同样值得一提的是，现时的“严打”注重打击远甚于预防，如有些机关为了扩大“严打”的战果，采取“蓄水养鱼”的办法（即将平日该抓捕的犯罪分子先放一边，等到统一行动一起抓）以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分明是与“严打”的目的格格不入，而且极有可能会导致部分犯罪分子因未被及时抓捕而逃脱法网的严重后果。
总而言之，我国的“严打”在理论原则上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在具体司法实践过程中暴露出相当多且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亟需解决，否则“严打”必将因矛盾冲突重重而逐渐被取消。我们应牢记邓小平同志说过的话：“解决刑事犯罪问题，是长期斗争，需要从各方面做工作”。所以我们要让“严打”在现在的社会发挥以往的功效，必须与时俱进做出相应的改革，比如说增强国人法律意识；转变观念，树立以防为主的思想；坚持露头就打的方针，及时有效地打击犯罪；大力整顿司法机关的工作作风和加强司法人员的法律学习；提高司法监督力度，重视司法程序的合法性等等。当然我们应认识到，就解决长期社会治安问题而言，仅仅依靠几次“严打”是不够的，我们关键是要把握严打的精神实质即严格执法，雄关漫道真如铁，“严打”的路要走下去，但更要走法治下的“严打”之路，这样方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李某被控侵犯商业秘密案
唐青林
一、案件来源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05）朝刑初字第2838号判决书、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7）二中刑终字第432号裁定书。
二、案件要旨
刑法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构成要件有四，包括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即任何自然人或单位；主观方面具有故意或过失；犯罪客体为商业秘密；犯罪的客观方面为行为人实施了侵害商业秘密的行为，并对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
三、基本案情
奥尔公司成立于2002年3月，主要从事园林绿化以及灯光照明设计、工程实施。被告人李某为奥尔公司的业务部经理，其在公司工作期间，奥尔公司为保护其相关设计图样、客户信息等商业秘密，与包括李某在内的相关员工签订了《竞业禁止协议》以及《保密协议》。
2002年4、5月间，奥尔公司委派李某以及该公司业务员张某代表公司与湖南省湘潭市有关部门洽谈城市灯光改造项目。此间，奥尔公司做了大量的设计工作，并且试生产了大量专利产品的样品和模具，湘潭方面看过方案和样品后也表示同意。但之后，李某多次向奥尔公司汇报其业务洽谈并无结果。此间，李某与张某等人预谋将湖南省湘潭市的相关工程转走。2002年8月29日，在李某仍在奥尔公司工作期间，李某与原奥尔公司工作人员张乙共同出资成立了天诚鼎力公司，该公司经营范围与奥尔公司基本相同，亦包括园林绿化及灯光照明设计。同年9月9日，李某代表天诚鼎力公司与湘潭市某建设指挥部签订了金额为人民币70余万元的照明灯具《供销合同》。次日，李某等人又以天诚鼎力公司的名义与湘潭市灯饰管理处签订了金额为人民币101万余元的照明灯具《供销合同》。其后，李某等人以天诚鼎力公司的名义向湘潭市上述单位提供了价值人民币67万余元的照明灯具，给奥尔公司造成了人民币10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
2002年10月间，李某辞去了在奥尔公司担任的职务。同月，奥尔公司参加国际照明展览会，发现南京的一家生产厂家在宣传资料中有在湘潭市进行照明施工的图案照片，而图片中的施工场景正是奥尔公司曾派李某洽谈的项目。于是奥尔公司向湘潭市的有关部门询问，对方称已同奥尔公司签订了合同且已全部履行，而南京的生产厂家称是李某委托他们生产上述灯具的。后奥尔公司调查发现李某于2002年8月就与他人共同出资成立了天诚鼎力公司，并以该公司的名义与本应是奥尔公司的客户签订了两份《购销合同》，且上述两份合同的价格与奥尔公司提供的价格基本相同。后奥尔公司副总经理房某便向公安机关报案。2003年7月12日，被告人李某被告发归案。
以上事实有证人证言、《劳动合同》、《保密协议》、奥尔公司的设计申请单和护潭厂场的效果图等证据证明。其中，湘潭相关工程的负责人等均提供证人证言表示其以为李某、张某是奥尔公司所派，且一直认为天诚鼎力公司为奥尔公司的下属企业。
四、法院审理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认为，被告人李某在担任奥尔公司业务部经理期间，伙同他人为谋取个人利益，在代表本单位与湘潭市有关部门洽谈该市广场和道路灯光改造项目期间，违背与公司的保密约定，欺骗公司领导，私下与他人合伙成立天诚鼎立公司，将从奥尔公司获取的相关客户信息、经营信息，为天诚鼎立公司所使用并获利巨大。被告人李某的行为给奥尔公司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符合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构成要件，依法应予惩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李某犯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
对于被告人李某关于其并未侵犯奥尔公司商业秘密的辩解及其辩护人主张的奥尔公司的相关信息能够为公众所知悉，不构成商业秘密的辩护意见。法院认为，本案所涉的湘潭市某建设指挥部及灯饰管理处对包括照明灯具的需求信息等是奥尔公司通过付出较多的前期工作后获得的，该信息只在有限的范围内公开，显然不能为公众所知悉，且该信息能为奥尔公司带来经济利益，并具有实用性，奥尔公司对相关经营信息更是采取了与员工签订《保密协议》等保密手段，故上述客户信息属于奥尔公司的商业秘密，应受法律的保护。被告人李某的相关辩解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由于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判决：被告人李某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八个月，罚金人民币20万元。
判决后，李某不服，向北京市二中院提起上诉。李某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主要为：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与实际情况不符。湘潭市某建设指挥部和灯饰管理处采购灯具的信息只是普通的市场信息，不构成商业秘密，不能成为其构成侵犯奥尔公司商业秘密的对象；上诉人与奥尔人工环境设备厂签订过《劳动合同》、《保密协议》和《竞业禁止协议》，但与奥尔公司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和保密义务，其行为不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李某无罪。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认为：针对上诉人李某所提其是与奥尔人工环境设备厂签订的《劳动合同》、《保密协议》和《竞业禁止协议》，与奥尔公司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和保密义务的上诉理由。经查，现有书证证明奥尔人工环境设备厂与奥尔公司均隶属于奥尔企业，上述两个单位均在与李某签订的《劳动合同》和《保密协议》上加盖了印章，李某的工资、福利待遇均由奥尔公司支付，且其申请辞职也是向奥尔公司提出并获得批准。以上事实均证明李某辞职前与奥尔公司存在着聘用关系，故李某的此项上诉理由缺乏事实根据，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李某所提湘潭市某建设指挥部和灯饰管理处采购灯具的信息不具备构成商业秘密的要件，而只是普通的市场信息，不能成为其构成侵犯奥尔公司商业秘密的对象的上诉理由。经查：现有证据证明，奥尔公司通过产品宣传和业务员的联系，获取了湘潭市欲对该市道路及广场进行改造，需购置照明灯具的信息，该信息确具有公开性。但湘潭市相关领导查阅了奥尔公司的产品宣传资料，并对奥尔公司进行了实地考察，确定使用奥尔公司的灯具产品，并指示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与奥尔公司联系洽谈，而奥尔公司亦委派李某和张某接待，就上述两单位就该工程项目多次商谈后，该经营信息已属奥尔公司所有，系奥尔公司的商业秘密，能够为奥尔公司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且奥尔公司对相关经营信息亦有保密规定，因而可认定该经营信息已符合刑法所规定的商业秘密的特征。故李某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亦不予采纳。
综上，上诉人李某为牟取个人利益，利用其在奥尔公司担任业务部经理并代表该公司负责与湘潭市有关单位洽谈照明灯具供销业务的便利条件，违反奥尔公司的保密规定，将其掌握的属于奥尔公司的经营信息，用于其与他人合伙成立的公司使用并获利，给奥尔公司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其行为已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依法应予惩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北京市二中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裁定 。
五、律师点评
本案中，一、二审法院均判决认定被告人李某将其利用工作关系所掌握的奥尔公司的商业秘密信息用于其与他人合伙成立的公司并从中获利，给奥尔公司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行为已构成刑法上的侵犯商业秘密罪。那么，行为人的行为在满足哪些条件时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我们仅以本案为例，来简单探讨一下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构成要件问题。
根据《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有下列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之一，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一）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三）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以侵犯商业秘密论。”可知本案中被告李某的行为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理由如下：
（1）就犯罪的主体而言。根据法律规定，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已满十六周岁的自然人和单位，本案中李某作为自然人，当然的符合主体要件。
（2）就犯罪的主观方面而言。虽然条文中没有明确表述，但分析条文中所述的四种行为，可知只有主观上具有故意或过失的行为人才可能构成本罪。本案中，李某将其在奥尔公司工作期间所获取的商业秘密信息提供给其与他人合伙成立的公司使用并从中获利，其明知该行为违反了奥尔公司的保密规定，并会给奥尔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却仍如此行为，可知其主观方面应为故意。
（3）就犯罪客体而言。本罪侵犯的客体为商业秘密保护制度以及权利人对商业秘密所拥有的合法权益。本案中，奥尔公司通过产品宣传和业务员的联系得知了湘潭市某建设指挥部和灯饰管理处采购灯具的信息，在经过与湘潭市有关部门负责人的业务联系、反复商谈，湘潭市有关领导的实地考察，并已确定使用奥尔公司的灯具产品后，该经营信息已属于奥尔公司所有，具备不为公众所知悉性；上述项目一旦履行，就能为奥尔公司带来经济利益，具备实用性；奥尔公司对包括上述信息在内的经营信息亦有保密规定，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故可以认定上述信息已符合法律所规定的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属于奥尔公司的商业秘密。
（4）就犯罪的客观方面而言。本罪的客观方面应为行为人实施了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并且给权利人造成了重大损失。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包括四种：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以侵犯商业秘密论。本案中，李某将其在奥尔公司工作期间所获取的商业秘密信息提供给其与他人合伙成立的公司使用，无疑构成了对权利人商业秘密的披露、使用，并且该行为给权利人奥尔公司造成了人民币10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应属重大损失，故李某的行为也符合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客观要件。
综上，被告人李某的行为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构成要件，理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
严佳维
去年暑期，在我的家乡江苏省某县级市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严打”斗争。“严打”尾期我参加了全市公开审判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公检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各单位的代表还有各乡镇各社区的居民代表。看着一个个犯罪嫌疑人由武警押解到台上，经过法院院长的宣判后，犯罪嫌疑人一下子成为罪犯，在武警的一声喝令下，他们立刻被按倒跪在台上并被五花大绑后拉上卡车游街去了，在场的群众们无不拍手称快，尽管我对当时宣判过程中对待犯罪嫌疑人的一些细节上颇有微词，可在坐在身边的当地刑庭庭长的教导下：“他们是罪有应得！”我也就很自然地接受了这样的观念。
然而通过近一段时间法学专业的学习，我逐渐对“严打”这一名词有了一点自己的看法，接下来我就谈谈我对“严打”的理解和认识。
“严打”顾名思义，是指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包括实体与程序两个方面。“依法”是前提，“从重”是指刑事实体而言的，即对特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予以相对严厉的制裁。狭义地讲，“严打”的对象是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广义地讲，“严打”的对象是各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分子。“从重”处罚体现在立法、司法两个方面。“从快”是指刑事程序而言，立法上主要表现为简化程序，司法上主要表现为加快办案速度。
“严打”政策是在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在上世纪80年代初由国家制定的一项重要刑事政策，“严打”的提出是由当时一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决定的。不可否认“严打”方针自1983年开始执行20余年来，在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保护人民利益、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在“严打” 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引起了不少争议，并由此引起了人们对其信心不足，因此有必要对这些问题加以深入分析。
首先，是关于“严打”是否有违依法治国原则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严打”作为一种人民民主专政手段，是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阶段性的政策，难免会造成司法人员在办案时一会依政策一会依法律的局面，这是与依法治国的原则有冲突的，并且在“严打”过程中体现的是人治而非法治是不符合现代社会法治建设要求的。我个人也偏向于这种观点，我国的“严打”本身没有什么不妥，但现实中它是建立在一种人治的基础上的，这种人治也许在一段时期内是有效的，但是由于它破坏了法治的基础，蔑视了法律和程序，其对法制建设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将是深远的和巨大的，甚至有可能会得不偿失。所以，我反对人治型的“严打”，提倡法治型的“严打”。
其次谈的是“严打”的对象问题，如前所述 “严打”的对象只能是严重的刑事犯罪，实际上我国的几次大规模的“严打”都明确规定了范围，而在实际情况中均存在着“严打”变成“滥打”的现象，有些地区“严打”斗争一开展，不仅各种犯罪行为都在“严打”之列，还将卖淫嫖娼、小偷小摸等一般治安案件也拉入严打的范围，这样的做法不但有违严打的目的，还浪费了相当多的资源，更有可能走向反面。
再次是关于“从重”的问题，“严打”中的“从重”，意味着在严打期间，对特定的犯罪在定罪量刑上从严掌握，定罪时表现为刑法的扩张，即指在罪与罪模糊的情况下，应认定构成犯罪；在适用刑罚时较一般情况下给以较重的处罚。可以说没有“从重”，也就没有所谓的“严打”了。但是对于“从重”，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司法中都存在较多的问题。
不少学者认为，“严打”中的“从重”有违刑法中规定的罪行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严打”对“从重”并未明确界定，没有一定的标准，这就易使得审判人员因“严打”而“从重”，罪轻罪重一律从重处罚，出现了司法随意性，侵害了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我认为在理论上“严打”所要求的“从重”并不违背这两个原则，一是“从重”不是没有限制的“从重”，依法是其底线，对于罪之法定谈不上“从重”，因为“从重”只针对已定之罪，对于刑之法定，“从重”只是在法定刑的幅度之内进行的，所以“从重”不违背罪行法定原则。二来严打中的“从重”是结合一些形势影响对社会危害性的评价所确定的，对于特定犯罪只有从重打击，才能维持一定形势下的社会秩序，所以理论上“从重”也不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
当然在司法实践上的确对“从重”存在着不少误区，如将“从重”等同于重刑，甚至重刑主义，这是相当有害的，“从重”的重只是相对而言的重，而并非一律都是重刑，当然与剥削阶级主张的用来镇压劳动人民的重刑主义更是有别；如一律顶格判刑，即在量刑范围内一律采取最高法定刑予以判处，“从重”只是于一般情况下判处较重的刑罚，但决不是一律的顶格判刑，否则就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又如数罪并罚时提高刑罚幅度，有些地方不严格执行数罪并罚原则，而是采取“大概齐”，不适当地提高刑罚幅度……这些做法明显是曲解了“从重”，应该尽快加以改正。
此外，“严打”中的“从快”问题也值得我们关注，所谓“从快”，指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快审快判，以突出刑罚的及时性和不可避免性，其中包含了及时和迅速两个方面。在司法中同样存在着“从快”的问题：一是违法求快，一些司法部门在实践过程中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如为了尽快破案，使用刑讯逼供，缩减必要的程序，剥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等。二是一味的追求办案数量和速度，忽略和忽视办案质量，非但不能真正提高司法效率，反而会导致司法效率低下，例如公安机关在没有把犯罪事实查清或证据不明确、不充分的情况下为了“从快”就把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等，这显然是不允许的。而且一味求快所体现的一些司法机关工作的功利性也值得我们反省。
最后我想谈的是“严打”的效果问题，诚然我国三次全国性的“严打”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但是就整体而言，放在这2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来看，“严打”非但没有使社会犯罪率降低，反而犯罪率呈上升趋势，这不但与上述的问题有关，显然也与“严打”过程中采取的策略过于单一和滞后有关，我国的“严打”几乎都采取放长战线，撒网捕鱼的策略，即在相对集中的一段时间内，组织大批警力搞统一行动、专项斗争，然而打击的目标并不明确，抓到打击目标具有偶然性，而且一些犯罪分子也摸索出“严打”的大致时间规律，故可以轻松地逃避“严打”的打击，甚至一些犯罪分子产生了“抗药性”在“严打”期间也会顶风作案。很显然这种单纯靠投入大量警力、物力和财力靠长时间打疲劳战的打击方法并没有很大实效，得不偿失，并且也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基层公安机关的正常工作和职能的发挥。同样值得一提的是，现时的“严打”注重打击远甚于预防，如有些机关为了扩大“严打”的战果，采取“蓄水养鱼”的办法（即将平日该抓捕的犯罪分子先放一边，等到统一行动一起抓）以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分明是与“严打”的目的格格不入，而且极有可能会导致部分犯罪分子因未被及时抓捕而逃脱法网的严重后果。
总而言之，我国的“严打”在理论原则上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在具体司法实践过程中暴露出相当多且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亟需解决，否则“严打”必将因矛盾冲突重重而逐渐被取消。我们应牢记邓小平同志说过的话：“解决刑事犯罪问题，是长期斗争，需要从各方面做工作”。所以我们要让“严打”在现在的社会发挥以往的功效，必须与时俱进做出相应的改革，比如说增强国人法律意识；转变观念，树立以防为主的思想；坚持露头就打的方针，及时有效地打击犯罪；大力整顿司法机关的工作作风和加强司法人员的法律学习；提高司法监督力度，重视司法程序的合法性等等。当然我们应认识到，就解决长期社会治安问题而言，仅仅依靠几次“严打”是不够的，我们关键是要把握严打的精神实质即严格执法，雄关漫道真如铁，“严打”的路要走下去，但更要走法治下的“严打”之路，这样方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李某被控侵犯商业秘密案
唐青林
一、案件来源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05）朝刑初字第2838号判决书、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7）二中刑终字第432号裁定书。
二、案件要旨
刑法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构成要件有四，包括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即任何自然人或单位；主观方面具有故意或过失；犯罪客体为商业秘密；犯罪的客观方面为行为人实施了侵害商业秘密的行为，并对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
三、基本案情
奥尔公司成立于2002年3月，主要从事园林绿化以及灯光照明设计、工程实施。被告人李某为奥尔公司的业务部经理，其在公司工作期间，奥尔公司为保护其相关设计图样、客户信息等商业秘密，与包括李某在内的相关员工签订了《竞业禁止协议》以及《保密协议》。
2002年4、5月间，奥尔公司委派李某以及该公司业务员张某代表公司与湖南省湘潭市有关部门洽谈城市灯光改造项目。此间，奥尔公司做了大量的设计工作，并且试生产了大量专利产品的样品和模具，湘潭方面看过方案和样品后也表示同意。但之后，李某多次向奥尔公司汇报其业务洽谈并无结果。此间，李某与张某等人预谋将湖南省湘潭市的相关工程转走。2002年8月29日，在李某仍在奥尔公司工作期间，李某与原奥尔公司工作人员张乙共同出资成立了天诚鼎力公司，该公司经营范围与奥尔公司基本相同，亦包括园林绿化及灯光照明设计。同年9月9日，李某代表天诚鼎力公司与湘潭市某建设指挥部签订了金额为人民币70余万元的照明灯具《供销合同》。次日，李某等人又以天诚鼎力公司的名义与湘潭市灯饰管理处签订了金额为人民币101万余元的照明灯具《供销合同》。其后，李某等人以天诚鼎力公司的名义向湘潭市上述单位提供了价值人民币67万余元的照明灯具，给奥尔公司造成了人民币10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
2002年10月间，李某辞去了在奥尔公司担任的职务。同月，奥尔公司参加国际照明展览会，发现南京的一家生产厂家在宣传资料中有在湘潭市进行照明施工的图案照片，而图片中的施工场景正是奥尔公司曾派李某洽谈的项目。于是奥尔公司向湘潭市的有关部门询问，对方称已同奥尔公司签订了合同且已全部履行，而南京的生产厂家称是李某委托他们生产上述灯具的。后奥尔公司调查发现李某于2002年8月就与他人共同出资成立了天诚鼎力公司，并以该公司的名义与本应是奥尔公司的客户签订了两份《购销合同》，且上述两份合同的价格与奥尔公司提供的价格基本相同。后奥尔公司副总经理房某便向公安机关报案。2003年7月12日，被告人李某被告发归案。
以上事实有证人证言、《劳动合同》、《保密协议》、奥尔公司的设计申请单和护潭厂场的效果图等证据证明。其中，湘潭相关工程的负责人等均提供证人证言表示其以为李某、张某是奥尔公司所派，且一直认为天诚鼎力公司为奥尔公司的下属企业。
四、法院审理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认为，被告人李某在担任奥尔公司业务部经理期间，伙同他人为谋取个人利益，在代表本单位与湘潭市有关部门洽谈该市广场和道路灯光改造项目期间，违背与公司的保密约定，欺骗公司领导，私下与他人合伙成立天诚鼎立公司，将从奥尔公司获取的相关客户信息、经营信息，为天诚鼎立公司所使用并获利巨大。被告人李某的行为给奥尔公司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符合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构成要件，依法应予惩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李某犯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
对于被告人李某关于其并未侵犯奥尔公司商业秘密的辩解及其辩护人主张的奥尔公司的相关信息能够为公众所知悉，不构成商业秘密的辩护意见。法院认为，本案所涉的湘潭市某建设指挥部及灯饰管理处对包括照明灯具的需求信息等是奥尔公司通过付出较多的前期工作后获得的，该信息只在有限的范围内公开，显然不能为公众所知悉，且该信息能为奥尔公司带来经济利益，并具有实用性，奥尔公司对相关经营信息更是采取了与员工签订《保密协议》等保密手段，故上述客户信息属于奥尔公司的商业秘密，应受法律的保护。被告人李某的相关辩解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由于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判决：被告人李某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八个月，罚金人民币20万元。
判决后，李某不服，向北京市二中院提起上诉。李某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主要为：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与实际情况不符。湘潭市某建设指挥部和灯饰管理处采购灯具的信息只是普通的市场信息，不构成商业秘密，不能成为其构成侵犯奥尔公司商业秘密的对象；上诉人与奥尔人工环境设备厂签订过《劳动合同》、《保密协议》和《竞业禁止协议》，但与奥尔公司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和保密义务，其行为不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李某无罪。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认为：针对上诉人李某所提其是与奥尔人工环境设备厂签订的《劳动合同》、《保密协议》和《竞业禁止协议》，与奥尔公司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和保密义务的上诉理由。经查，现有书证证明奥尔人工环境设备厂与奥尔公司均隶属于奥尔企业，上述两个单位均在与李某签订的《劳动合同》和《保密协议》上加盖了印章，李某的工资、福利待遇均由奥尔公司支付，且其申请辞职也是向奥尔公司提出并获得批准。以上事实均证明李某辞职前与奥尔公司存在着聘用关系，故李某的此项上诉理由缺乏事实根据，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李某所提湘潭市某建设指挥部和灯饰管理处采购灯具的信息不具备构成商业秘密的要件，而只是普通的市场信息，不能成为其构成侵犯奥尔公司商业秘密的对象的上诉理由。经查：现有证据证明，奥尔公司通过产品宣传和业务员的联系，获取了湘潭市欲对该市道路及广场进行改造，需购置照明灯具的信息，该信息确具有公开性。但湘潭市相关领导查阅了奥尔公司的产品宣传资料，并对奥尔公司进行了实地考察，确定使用奥尔公司的灯具产品，并指示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与奥尔公司联系洽谈，而奥尔公司亦委派李某和张某接待，就上述两单位就该工程项目多次商谈后，该经营信息已属奥尔公司所有，系奥尔公司的商业秘密，能够为奥尔公司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且奥尔公司对相关经营信息亦有保密规定，因而可认定该经营信息已符合刑法所规定的商业秘密的特征。故李某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亦不予采纳。
综上，上诉人李某为牟取个人利益，利用其在奥尔公司担任业务部经理并代表该公司负责与湘潭市有关单位洽谈照明灯具供销业务的便利条件，违反奥尔公司的保密规定，将其掌握的属于奥尔公司的经营信息，用于其与他人合伙成立的公司使用并获利，给奥尔公司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其行为已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依法应予惩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北京市二中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裁定 。
五、律师点评
本案中，一、二审法院均判决认定被告人李某将其利用工作关系所掌握的奥尔公司的商业秘密信息用于其与他人合伙成立的公司并从中获利，给奥尔公司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行为已构成刑法上的侵犯商业秘密罪。那么，行为人的行为在满足哪些条件时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我们仅以本案为例，来简单探讨一下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构成要件问题。
根据《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有下列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之一，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一）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三）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以侵犯商业秘密论。”可知本案中被告李某的行为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理由如下：
（1）就犯罪的主体而言。根据法律规定，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已满十六周岁的自然人和单位，本案中李某作为自然人，当然的符合主体要件。
（2）就犯罪的主观方面而言。虽然条文中没有明确表述，但分析条文中所述的四种行为，可知只有主观上具有故意或过失的行为人才可能构成本罪。本案中，李某将其在奥尔公司工作期间所获取的商业秘密信息提供给其与他人合伙成立的公司使用并从中获利，其明知该行为违反了奥尔公司的保密规定，并会给奥尔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却仍如此行为，可知其主观方面应为故意。
（3）就犯罪客体而言。本罪侵犯的客体为商业秘密保护制度以及权利人对商业秘密所拥有的合法权益。本案中，奥尔公司通过产品宣传和业务员的联系得知了湘潭市某建设指挥部和灯饰管理处采购灯具的信息，在经过与湘潭市有关部门负责人的业务联系、反复商谈，湘潭市有关领导的实地考察，并已确定使用奥尔公司的灯具产品后，该经营信息已属于奥尔公司所有，具备不为公众所知悉性；上述项目一旦履行，就能为奥尔公司带来经济利益，具备实用性；奥尔公司对包括上述信息在内的经营信息亦有保密规定，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故可以认定上述信息已符合法律所规定的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属于奥尔公司的商业秘密。
（4）就犯罪的客观方面而言。本罪的客观方面应为行为人实施了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并且给权利人造成了重大损失。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包括四种：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以侵犯商业秘密论。本案中，李某将其在奥尔公司工作期间所获取的商业秘密信息提供给其与他人合伙成立的公司使用，无疑构成了对权利人商业秘密的披露、使用，并且该行为给权利人奥尔公司造成了人民币10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应属重大损失，故李某的行为也符合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客观要件。
综上，被告人李某的行为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构成要件，理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