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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赡养纠纷案件存在的若干问题
　　　　　　　　　　　　　　　　——以当事人的诉权保障为切入点

　　内容摘要：目前我国人口正处于老龄化阶段，老年人的赡养问题自然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是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国家和社会应当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应然状态，既是每个老年人所期盼的，也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必备的重要因素。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然而现实中，老年人的养老状态不容乐观，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赡养纠纷不断，相当多的老人得不到子女的赡养，他们在精神上受到打击，物质上处于困境。然而就我国现行法律程序来说，在赡养纠纷案件中，老年人的权利却不能得到及时的保障，本文立足于赡养案件中原告的诉权保障为切入点，力求能解决实践中赡养纠纷案件诉权保障与司法不能之间的冲突及协调。

　　关键词：赡养纠纷　 诉权保障　冲突 协调

　　引言：在现代法治社会,诉权作为公民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属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具有救济权利、制约权力、表达个人利益诉求的重要价值。但作为特殊弱势群的老年人，当他们面临着子女不尽赡养义务时，有的会主动走向法庭，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力；而有的人会忍气吞声、或碍于面子、或根本无法行走、或丧失表达功能，他们的诉权如何保障？而当前我国公民特别是老年人的诉权享有和保障状况还不完善，如何充分地保障他们的诉权及实体权利？有关老年人诉权的保障，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中，笔者试就我国赡养纠纷案件诉权保障中的冲突与平衡问题作粗浅的探讨。

　　一、赡养纠纷的特殊性分析

　　（一）赡养纠纷的特殊性

　　1．主体的特定性。与侵权行为所引起的侵权之债相比，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均具有特定性，侵权之债的权利主体是受害人或近亲属，义务主体是侵权人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主体。《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0条规定：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家庭成员应当关心和照料老年人。因此赡养纠纷案件的权利主体是老年人，义务主体是老年人的子女或其他具有赡养义务的人。除此之外赡养案件具有人身相关性。与其他财产案件相比赡养案件最大的区别是赡养纠纷具有直接的身份权性，而非其他基于债产生的权利。

　　2．数额的可变更性。随时时间的推移，在被赡养人生活状况发生明显的变化的情形下，比如被赡养人生病，物价上涨等因素出现，可以要求变更诉讼请求，提出增加赡养费的要求。

　　3．时间的久远性。赡养纠纷的发生非是一朝一夕的事，他是矛盾尖锐到其他个人、团体都无法解决而使被赡养人请求于救助的最后底线——诉讼。而赡养案件的判决也非一次执行兑现，而是至被赡养人死亡才得以终结。

　　4．矛盾可调和性。虽然赡养纠纷案件发生原因复杂，主要与亲情关系和家庭财产分配等密切相关，刚起诉到法院时矛盾尖锐，似乎不可调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事人互相谦让，加之亲情的动力，赡养纠纷最终是可以调和的。

　　5．内容的丰富性。《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1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对老人的赡养内不光只是供吃供穿，而且还包括对老年人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料，在精神上给予慰藉，还应当满足老年人身体状况及精神状态下的特殊需求。

　　（二）赡养案件与抚养纠纷相比的共性

　　1．义务的有期性。赡养的终期就是被赡养人死亡，而其他案件的义务是一次性，抚养费的支出是终止到子女有独立抚养能力止。到这是赡养案件的最大特殊性。抚养纠纷案件义务至成年时止。

　　2．义务的长期性。即此类的案件都是身份权之诉，故身份权一直存在之时此种权利一直得受到保护。所以此类案件一般一次判决，终生有效，除非有当事人另行起诉或达成协议。抚养纠纷也存在义务的长期性，这个长期性体现在未成年阶段。

　　3．强制的身份性。原告都是老年人，被告即是赡养人，通常是老年人的子女。这种赡养在人身上不具有人身转让性。抚养纠纷也一样具有身份的强制性，被抚养人为未成年人，抚养人为具有抚养被抚人义务的人（通常是其父母）。

　　二、赡养纠纷案件诉权保障的现状

　　（一）诉权及诉权保障的概念

　　所谓诉权，是指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对其民事财产权和人身权进行司法保护的权利。诉权是当事人进行诉讼的基本权利，当事人有了诉权，才能向人民法院提出保护其权益的请求，才能有诉。 按照我国诉讼法学者的观点，如同诉具有双重含义一样，诉权也有双重含义，即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和实体意义上的诉权。在理论界，基于这一观点是认为诉权有双重含义，一般将其称为“二元诉权说” 。 笔者认为，诉权是指权利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人民法院代表国家保护其权益的权利。诉权分为民事诉状、刑事诉权、行政诉权，赡养纠纷案件多涉及民事诉权，但对遗弃、虐待等后果严重的行为也涉及刑事诉权。民事诉权又分起诉权、上诉权、申请再审权、申请执行权、先予执行权、财产保全权等。

　　诉权保障是指国家为了保证权利人的诉权的行使而规定的一系列法律制度和其他具体措施。就赡养案件的诉权保障而言，不仅有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一般保障制度，还有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特别的诉权保障制度。

　　（二）赡养纠纷诉权保障的现状

　　1．立案的便捷。对于赡养纠纷案件的立案，既可以书面起诉，也可以口头起诉。同时各地人民法院为了落实司法为民举措、方便当事人诉讼，对赡养纠纷案件可以采取电话预约立案、网上预约立案、上门立案、便民诉讼联络员代为收案等多种方便老人的立案举措。而且法院的立案厅还有立案须知、举证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等便民法律文书，可以免费索取。这样老年人不会因为立案门坎高而不能立案。

　　2．诉讼费上救济。国务院《诉讼费缴纳办法》实施后，赡养纠纷案件诉讼费用降低为每件80元，而且还可以申请缓交或免交。这样老年人要求子女尽赡养义务的案件不会因为其缴不起诉讼费而打不起官司。

　　3．庭审快捷方便。许多法院专门针对赡养纠纷案件开辟绿色通道，往往立案后即时调解、开庭，对许多行动不便的老年人起诉的赡养纠纷案件还会上门开庭，大大方便了老年人诉讼、节省了诉讼时间，使老年人的赡养问题能得到及时的处理。

　　4．执行快速。各地法院在受理涉及老年人赡养纠纷案件中，都会在立案后第一时间采取执行措施，使老人的生活能得到及时保障。

　　（三）赡养纠纷案件诉权保障存在的冲突
　　当今的国际贸易中，80%以上的货物周转由海运完成。作为一个全球性行业，海运需要一个统一的规则。2008年12月11日，在经历了长达近十年的起草、磋商和谈判后，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全程或部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约》，2009年9月23日在荷兰鹿特丹举行了签署仪式，并将公约命名为《鹿特丹规则》。截至2012年12月31日，在公约的24个签署国中，仅有西班牙和多哥两个国家批准了公约，距离满足公约的生效要件（20个批准国），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公约通过之后，国际社会再次掀起了一轮研究《鹿特丹规则》的高潮。是否应当批准公约、公约何时生效及生效之后的国际影响力如何，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在2009年公约签署前后，国际社会曾经比较乐观，认为《鹿特丹规则》很快就会生效。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方对公约的热情逐渐消退，质疑的声音也越来越大。[①]


　　历史总在重复发生。公约的制定，本就是一个妥协和寻求共识的过程。各方有不同意见，实属正常现象。目前，公约已经通过，重新谈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公约的前景，主要取决于各国尤其是航运大国和贸易大国的态度。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分析海上货物运输法背后的各种因素，提出中国对待《鹿特丹规则》的态度。


　　一、《哈特法》


　　《哈特法》（The Harter Act）的全称是《关于船舶航行、提单以及与财产运输有关的某些义务、职责和权利的法律》(An Act Relating to Navigation of Vessels, Bills of Lading, and to Certain Obligations, Duties, and Right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arriage of Property)。


　　19世纪中期，英国是世界海运的霸主。英国通常把从事海上件杂货运输的船舶所有人视为“公共承运人”（Common Carrier）。在坚持“公共承运人”对发生在其掌管期间的货损货差承担严格责任的同时，英国也一直坚持“合同自由”的原则，允许承运人通过合同条款来改变委托制度和普通法下的默示义务。这样，承运人就开始凭借自己的优势地位，在提单上规定一些条款，以减轻自己的责任或排除普通法为承运人规定的义务。[1]到1880年，免责条款的数量达到最高峰，甚至连承运人照料货物的过失、船员的故意行为以及船舶不适航等，都在免责之列。以至有人说，“承运人除收取运费以外，似乎已无其他责任可言”。[2]


　　为了保护美国货主的利益，美国决定采取行动来规范提单上的免责条款。1892年，来自俄亥俄州的国会议员哈特向国会提交了一项议案，从而导致了《哈特法》的诞生。议案对货方利益的保护非常有利，调整的公共运输也不限于海运。但是，美国众议院州际和外国商业委员会将草案的适用限定于美国港口与外国港口之间的海上货物运输，对于内陆运输与沿海运输则不适用。其主要论点就是：这个议案有利于美国货主，而付出代价的只有外国船东。《哈特法》草案在美国众议院顺利通过后，交由参议院进行审议。参议院商业委员会对草案的每个条款几乎都做了修改。修改后的草案更好地平衡了货主和承运人的利益，并为美国众议院所接受。1893年2月13日，美国总统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签署了该草案，《哈特法》正式成为美国法律。


　　《哈特法》是处理海上货物运输中货损风险分担的第一部立法，被誉为是“海事立法上的一项创新”，[3]正是由于《哈特法》的出台导致了1924年《关于统一提单若干法律问题规定的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Unification of Certain Rules of Law Relating to Bills of Lading，以下简称为《海牙规则》）的最终制定。《哈特法》至今仍然生效，适用于美国的沿海运输与内河运输。[4]关于《哈特法》条款解释的有关判例，至今仍影响着美国《1936年海上货物运输法》相近条款的解释。[5]


　　著名海商法专家杨良宜先生曾如此评价《哈特法》：“哈特法免除船东对驾驶过失等所负的责任，是法律方面的一大突破，此前的法律从来不会明文规定任何人可以对所犯的错误无须负责，因为这样一来岂非要无错的对方去负责承受损失，但是哈特法却是破天荒第一回做出了这样的规定。由于航运毕竟是较危险的事业，因此应当对从事这一事业的人有一定的保障和鼓励，这样才不至于使人们对此事业裹足不前。另一方面，事实上船舶在海上航行，尤其在以前通信差的时代，船东不能像陆上事业一样事事可直接管到，因此船东只要恪尽职责使船舶适航，之后发生的在法定范围内的过失和事故责任给予船东免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合理和实际的。也由此可见这立法实际是一种妥协，是平衡了船货双方各自的利益与所持观点后所做出的决定。” [6]


　　重温《哈特法》的立法历程，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第一，法律不是空洞的说教，任何法律，反映的是国家意志，体现的是对本国利益的保护。正如《哈特法》的倡议者所说，美国的海上贸易基本上都被英国船队把持，因此，《哈特法》不会影响美国船东的利益。第二，考虑问题，必须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尽管美国是一个传统的货主国家，但美国对于承运人还是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参议院也对草案进行了诸多修改，增加了对船东的保护。美国深知，对外贸易对国家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非常重要，而海运则是贸易开展的根本保障。第三，《哈特法》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即在不能通过达成共识推动国际公约制定的情形下，通过国内法，在保护本国利益的同时，或许还能够起到推动国际立法统一的效果。当然，这些都是以综合国力为前提的。《哈特法》之所以能够起到推动国际立法统一的作用，跟与美国在1894年国力就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有关。


　　二、《海牙规则》


　　《海牙规则》于1924年8月25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26国代表出席的外交会议上获得通过，并于1931年6月2日起生效。


　　1924年8月1日，英国通过了《海上货物运输法》。通过这种方式，英国将《海牙规则》的规定转换为国内法。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离《海牙规则》的正式通过还有三周。其他英联邦国家也纷纷追随英国的决定，迅速批准了《海牙规则》或者通过二次立法，将《海牙规则》转换成国内法。例如，澳大利亚制定了1924年《海上货物运输法》，印度制定了1925年《海上货物运输法》等。但是，在英联邦国家以外，对于《海牙规则》则没有这么热情。在1935年前，只有比利时和荷兰政府批准了《海牙规则》。


　　然而，美国对《海牙规则》并不热情。货主们并不否认，较《哈特法》而言，《海牙规则》对他们的保护更有利，例如延长了诉讼时效、提高了责任限额和由承运人负责举证等。但是，美国货主试图通过修改《哈特法》，以获得比《海牙规则》规定更多的保护。与此同时，货主们也担心，如果通过《海上货物运输法》承认了《海牙规则》的效力，他们就很难再对其进行修改。实际上，从1912年开始，就有国会议员呼吁修改《哈特法》，废除航海过失免责，给予货主更多的保护。鉴于船货双方存在的巨大分歧，国会决定暂不批准《海牙规则》，其理由是这些问题的技术性太强，政治家没有能力做出独立决定。国会表示，除非航运各参与方能就改革取得共识，才会考虑修改法律；否则，国会将维持现状。最后，船东、货主和保险公司都意识到，如果继续这样争论下去，他们均支持的《海牙规则》就不会在国会获得通过。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过长达13年的争论，美国各界终于达成妥协，决定接受《海牙规则》。美国国会制定了1936年《海上货物运输法》，政府在1937年批准了《海牙规则》。


　　在美国批准《海牙规则》后，其他海运大国和贸易大国也加快了批准《海牙规则》的步伐。例如，在美国制定《海上货物运输法》两个月后，加拿大制定了《水路货物运输法》。在随后的两年内，法国、意大利、德国、波兰和北欧四国先后批准了《海牙规则》。此外，有的国家，虽然没有加入《海牙规则》，但在其实践中，通过承认提单“首要条款”的效力，间接达到承认《海牙规则》的效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绝大多数海运大国都采纳了《海牙规则》。


　　三、《维斯比规则》


　　《维斯比规则》(The Visby Rules)的全称是《修订关于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定的国际公约的议定书》（Protocol to Amend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Unification of Certain Rules of Law Relating to Bills of Lading）。经该议定书修订后的《海牙规则》称为《海牙——维斯比规则》（The Hague-Visby Rules）。该议定书于1977年6月23日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