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格鲁吉亚共和国联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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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人民政府


乌兰察布市人民政府转发市教育局关于乌兰察布市学生校外托管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旗县市区人民政府、察哈尔开发区管委会，市直有关单位：

现将市教育局制定的《乌兰察布市学生校外托管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二O一一年十一月二日



乌兰察布市学生校外托管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市教育局 2011年11月2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对学生校外托管机构的管理，保障学生安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生校外托管机构是指由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开办的，以方便家长为目的，为学生提供住宿、休息、餐饮等公益性和服务性相结合的固定场所。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学生校外托管机构适用本办法。

第二章 监管职责

第四条 学生校外托管机构实行“以旗县市区为主，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的管理体制，由教育、工商、食品药品监督、卫生、公安、苏木乡镇政府等行政部门共同监督管理。

第五条 教育行政部门负责规范学校对被托管的学生开展有针对性的安全教育及防火、防震等逃生演练，禁止在职教职员工开办或兼职学生校外托管机构，禁止学校和教职员工向学生和家长推荐学生校外托管机构，教育引导学生和家长去正规，经相关部门许可的学生校外托管机构。

第六条 工商行政部门负责对学生校外托管机构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审核资质，办理注册登记手续。

第七条 食品药品监管行政部门负责对学生校外托管机构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核发餐饮服务许可证(此项工作在未移交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之前由卫生部门负责)。

第八条 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对学生校外托管机构的传染病、消毒措施的监督管理，负责从业人员的健康体检。

第九条 公安行政部门负责对学生校外托管机构消防安全、人身安全的监督管理。

第十条 苏木乡镇政府、城区街道办事处负责协助相关部门对辖区内学生校外托管机构日常活动的监督管理。

第三章 审批程序

第十一条 开办学生校外托管机构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到当地工商行政部门办理申请学生校外托管机构名称预先核准；

(二)到当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行政部门办理餐饮服务许可证；

(三)到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办理从业人员体检及健康证；

(四)到当地公安行政部门申请消防安全检查；

(五)出据场所为100平方米以上并符合安全标准的三层以下建筑的有效证明；

(六)在居民楼内开办学生校外托管机构的，应当经由托管人和学生家长签字同意，并加盖社区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公章；

(七)出据流动资金不低于3万元人民币的有效证明；

(八)根据开办者申请的经营范围，持法律法规规定的前置审批手续到工商行政部门办理工商注册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第四章 申办要求

第十二条 公民、法人、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力量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可以申请开办学生校外托管机构，但在校教职员工除外。

第十三条 学生校外托管机构的服务时间自行设定。服务内容为提供就餐和相应的休息、活动场所，不得开展教育培训活动，也不得从事与学生校外托管工作无关的其它业务。

第十四条 学生校外托管机构必须远离污染区和危险源，禁止在厂房、地下(半地下)室、仓库、违法建筑内设置学生校外托管机构。

第十五条 学生校外托管机构应配备主管1名，其他工作人员与学生至少按l：20的比例配备。

第十六条 学生校外托管机构应当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加强托管场所的食品卫生安全和消防安全的管理。

第十七条 学生校外托管机构应当与学生监护人签订托管服务协议书，托管学生安全协议书，明确责任，保证学生生命安全，明确托管期限时间、收费标准、双方权利义务以及违约责任等。

第十八条 学生校外托管机构应当履行以下安全保障义务：

(一)根据托管学生安全协议书的条款保障学生在学校与学生校外托管机构之间，学生校外托管机构与学生家庭住所之间的在途安全；

(二)学生未按时到达学生校外托管机构的，应及时通知学生监护人和学生所在学校，并积极查找，必要时立即报案；

(三)学生在托管时间内必须始终有工作人员看管；

(四)出现突发事件时，应立即保护、救助学生，并及时通知学生监护人和学生所在学校。

第十九条 学生校外托管机构提供餐饮服务应按照《食品安全法》经营，应履行以下食品卫生管理义务：

(一)保证托管环境、生活用品的卫生，严防传染病；

(二)保证食品安全卫生，严禁食物中毒；

(三)就餐环境、餐具等设施要符合卫生要求，实行分餐制；

(四)配餐要合理，营养标准应符合国家规定的中小学生营养标准，每周制定食谱并在就餐场所公示；

(五)建立食品留样制度、餐具消毒制度，配备食品留样、消毒的专用容器和专用设备；

(六)不得制售冷荤凉菜及其它容易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食品；

自行配餐的，应当从正规渠道采购食品及其原料，做好采购台账记录并保留1年，不得购买来源不明的食品和原材料。

不自行配餐的，应当与取得餐饮服务许可证的餐饮企业签定配餐协议，并索取对方有效卫生许可证、健康证及各类卫生许可证的复印件，为学生提供安全卫生的饮食。

(七)一人一床，床与床之间有一定间距，不得设置通铺；

(八)餐饮器具、洗涤用具、床上用品每人一套，有标识、不得混用。每日清洁，灭菌消毒。

第二十条 学生校外托管机构发生食物中毒、传染病或其他突发卫生事件，应当及时采取措施，防止事态扩大，并立即向属地教育、食品药品监督、卫生部门报告，同时通知学生的监护人及其所在学校。

第二十一条 学生校外托管机构应当预防和避免暴力事件，保护被托管学生，使之身心不受到伤害。

第二十二条 学生校外托管机构必须履行消防安全职责，遵守消防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加强消防安全管理。

第二十三条 学生校外托管机构使用学生接送车的，必须符合《乌兰察布市校车管理规定(试行)》的相关规定，并自行承担费用。

第二十四条 学生校外托管机构制定的收费项目及标准应当在服务场所明显位置上公示。必须按有关规定建立财务管理制度，单列餐饮费用，做到专款专用。要制定退费制度并告知学生监护人。

第二十五条 学生校外托管机构应当对托管学生登记造册，并将托管学生名册及对应的接送人员等资料报学生就读的学校及所在社区居委会或村委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学生校外托管机构未经许可擅自开办的，或者被撤销许可后仍继续开办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一经发现要依法予以取缔，并依法予以处罚。教育、卫生、公安、苏木乡镇政府及城区街道办事处一经发现要立即通报给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并依权限进行查处。

第二十七条 学校或教职员工不得向学生或家长推荐学生校外托管机构，也不得违反有关规定擅自设立托管机构，一经发现有关行政部门予以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按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八条 学生托管机构提交虚假材料骗取注册登记，或者伪造、涂改、出租、出借、转让营业执照的，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处4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注册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

第二十九条 学生校外托管机构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的，由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或卫生部门按职责和权限依法予以查处。

第三十条 学生校外托管机构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或者经检查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擅自投入使用、营业的，由公安、工商等部门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一条 各有关职能部门在学生校外托管机构监管工作中出现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未依照本办法履行职责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教育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从颁布之日起施行。

技
从一个案例看司法改革

　　卢映西


　　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报告中都提出了“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任务，然而从司法实践来看，这一改革到目前为止，仍可谓任重道远。

　　一、从一个极端案例说起

　　《中国青年报》2005年12月7日披露了这样一个案例：

　　周澄，90年代中期曾是本溪钢铁公司驻北京销售人员，在本钢不投一分钱的情况下，他单枪匹马成立本溪钢铁公司北京销售中心。为了给北京中心筹措营运资金，他从朋友那里借了300万元到沈阳炒期货，一下子赚了40万元。赚到钱后，他把本利中的313万元汇入北京本钢物资销售中心账号，次日提出173万元，在北京亚运村汇园公寓购买了三室二厅的K楼301室，没办产权证就在门口挂上本溪钢铁公司北京销售处的牌子办公。这一提款购房的行为，1999年被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法院认定为挪用公款罪，判了5年徒刑。周澄上诉，被驳回。

　　一审时周澄的律师为其作了无罪辩护。代表公诉方出庭的是本溪市平山区检察院起诉科的科长，她也认为周澄无罪，公诉书所述实际上并非其本人意见。现已退休的她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解释说：“不是说我不在位了，我就说周澄无罪，即便是当时，我也明白无误地持无罪的观点。但是上面定了调子，说只要证据搞好就行，我们也只好尽量往有罪上靠”。

　　更有戏剧性的是，当时的主审法院院长后来不幸身患绝症，自知不久于人世，于是良心发现，找到了周澄，当面拿出一份有关他案情的档案记录副本。把案卷副本交给周澄时，这位院长说：“在法庭上，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上面要判几年就是几年，我们已经说了不算了。这份东西本不应该交给你，但你拿着，将来或许有用”。

　　于是，通过《中国青年报》的披露，我们看到了当时一审审判委员会和二审合议庭触目惊心的记录：

　　周澄案的审判长首先做了汇报：上次审判委员会研究认为被告人周澄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但本案又系相关部门关注的案子，上级法院意见判起刑线5年。法院院长发言：就判5年。副院长说：判5年，同意上级法院的意见。其他委员一致同意。于是，决定被告人周澄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周立即上诉了。二审合议庭评议。二审审判长说：从法理上讲本案我认为被告人周澄不具备挪用公款罪的成立要件，但本案的一审却定了罪。考虑到本案（被相关部门）多方关注与过问，我同意原审的定罪量刑，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位代理审判员说：我认为本案从法理上讲不构成挪用公款罪，但考虑到上面的意见要求，本案是交办的案件，并且提出了主要意见，故同意主审人的意见。另一名代理审判员也考虑到领导及相关部门意见。于是合议庭一致意见：从法理上讲本案的事实不能证明被告人周澄有罪，但考虑到本案是领导过问并关注的案件，而且领导也有具体要求，因此特作出如下意见，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这确实是个十分极端的案例（以下简称“周案”）。参与诉讼的所有人——辩方律师、公诉人、审判长、主审法院院长都持无罪意见，但被告周澄最终获刑5年。然而这样极端的案例却真实地发生了，这里面折射出来的，是中国司法实践的某种现实困境。

　　二、观念的滞后

　　“周案”之所以能够发生，显然是司法独立原则遭到粗暴践踏的结果。然而再考察一下案例发生的大背景，就更令人深思：司法独立原则在当今中国，不但现行宪法和三大诉讼法已经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和存在空间，而且1997年秋中共“十五大”首次在党的最高纲领性文件中提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明确指出了司法独立是司法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可是就在这样的形势下，1999年，上述不该发生的事情却毫无障碍地发生了。这说明，“周案”背后，存在着严重的观念滞后问题。

　　1、司法现代化与传统观念的碰撞

　　现代意义的司法独立应从两方面获得完整的理解。一方面，司法独立是法治国家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指司法机关依照既定的司法程序独立行使司法权，只服从法律，而不受任何干涉。另一方面，司法独立也是国际公认的一项基本人权，是指人人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合格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

　　可是这种司法独立的理念在我国缺乏本土资源的支撑。在思想观念方面，我国绵延几千年的法律文化中司法权隶属于行政权，行政长官兼理司法事务。诚如学者所指出的，“中国自古崇尚礼教，视法制为卑卑不足道，司法二字不见经传，自与外国接触，稍稍通晓。”（张一鹏，1922）所以“权力本位”一直代表着传统法律思想观念的价值底蕴，一直到现在，公民的仍然缺乏法律信仰，公民法律意识的低下恰恰使司法独立失去大众基础。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党委、政府领导在头脑中也没有虔诚的法治信仰，“法律至上”的法治理念远远未建立起来，往往会有意无意地置自己于法律或司法机关之上，插手具体司法事务；严重的甚至以权压法，强迫法院或法官按自己意志办案；或以法律监督为名，行“干涉司法”之实，使得司法机关失去独立性与中立性。凡此种种，无一不严重影响当代中国司法独立的建构与发展，阻碍中国司法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因此，我们要实现的司法公正比发达国家的司法公正任务更艰巨，所要超越的层次更多。除此以外，我国司法观念现代化的迫切性，还在于由周案引出的一点启发：周案既不可能发生在现代西方社会，也不太可能发生在我国的古代社会。因为封建官场行政、司法合一，行政官员要按自己的意志办，他自己还有一个亲自阅卷甚至提审的制度，一般不会“审的不判、判的不审”。清朝好多大案，皇帝决策之前都是自己认真阅卷审查的，弄不清还会发回三法司会审。因此，只有在我国正在迈向现代化，因而显得“青黄不接”的转型期，才最有可能搞出“周案”这样的“今古奇案”。可见在司法改革中，观念及时更新至关重要。

　　2、如何理解党领导下的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作为现代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是由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学说衍生出来的。孟德斯鸠指出：“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根据这一理论，近现代西方国家都在诉讼法乃至宪法中确认了司法独立原则，规定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立法机关的干涉。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照搬西方三权分立的那一套。但现代司法实践不断证明，真正的司法公正只能以司法独立为可靠的制度保障。因此，我们必须在观念上理顺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司法独立原则在宪法和法律上的几起几落，以及在制度上的虚置，无不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有关。现行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领导地位，但在如何具体体现党的这种领导地位，如何处理党权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的关系上，缺乏明确的规定，或者即使有些规定，但由于各种原因也往往被忽视。在这种情况下，观念的偏颇必然导致司法的扭曲。

　　实际上，肯定司法独立与坚持党的领导是完全统一的。“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十六大”报告）。司法是不同于立法与行政的国家职能。立法是创设法律、规划未来的活动，这需要“输入”党的正确主张；行政虽主要是执行法律，但也广泛存在法律规制较少的纯自由裁量领域以及法律授权的行政立法事项，这同样需要“输入”党的正确主张。司法是依据既定法律裁决具体案件的活动，其目的是让已经凝结着党的正确主张的法律发挥确定权利、义务与责任的功能。由于法律必须具有权威性、稳定性和普遍性，才能维护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建立起有效的法律秩序，故司法的任务只能是严格地适用既定的“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法律 ，而不能再接受各级党委的新的临时“主张”。因此，司法机关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干涉，并不是指司法要“脱离”党的领导，而是指司法应不折不扣地执行凝结在法律中的党的既定主张。

　　当然，这是就审判活动而言。在组织上，目前我国绝大多数法官都是中共党员，法院内设有党组，根本不用怀疑司法“独立”后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党还可以通过“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帮助法官树立严格执法、清正廉洁的职业品德，防止司法腐败的侵蚀。由此可见，司法独立和党的领导不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且具有相互的依赖性。也就是说，司法独立的实现有赖于党提供“政治、思想和组织”的保障；而党实施“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也需要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执行体现自己既定主张的法律，以保证自己的主张在国家和社会中得以完全的实现。

　　三、体制的制约

　　司法独立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司法权本身的独立。司法权不受其他任何权力的非法干涉；二是司法机关的独立。即司法机关内部上下级组织各自独立，下级组织不受上级组织的非法干涉；三是司法人员的独立。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不受任何他人的非法干涉。我国的司法改革要想实现高水平的司法文明，必须解决好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的关系、人大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司法机关与同级政府的关系、司法机关与司法人员的关系、司法人员与审判组织的关系。毫无疑问，这些关系所反映的司法体制问题在我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司法权从国家权力体系中剥离出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制约性，这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前提条件，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前提，标志着历史的进步。可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就司法权独立的制度保障而言，“周案”的发生已经说明，这种保障即使有也基本上形同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