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央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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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央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文件
国资发考核[2004]179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央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各中央企业：
2004年1月5日，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国发[2004]2号）（以下简称《决定》）；1月17日-18日，国务院在京召开了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2月16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了第4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有关问题。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决定》、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进一步做好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为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创造良好的环境，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特通知如下：
一、认真贯彻落实《决定》、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进一步提高对抓好安全生产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安全生产工作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重点和政策措施，对做好新时期安全生产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总结了十六大以来全国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和2003年全国安全生产工作的经验，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提出了2004年全国安全生产的目标，并就全面贯彻落实《决定》提出了明确要求。国务院常务会议根据当前一些地方接连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的问题，研究了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措施，部署了立即在全国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的工作。
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关系到资产安全和企业生存，关系到职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能不能保障安全生产，是衡量企业负责人是否真正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个重要标志。一些地方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其根本原因还是对安全生产工作重视不够，没有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各中央企业要充分认识目前我国安全生产工作形势的严峻性，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安全生产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进一步提高对安全生产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牢固树立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的意识，认真学习贯彻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统筹企业发展和安全生产工作，总结经验，明确任务，部署工作，切实整改安全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努力推动安全生产状况的进一步好转。
二、加快建立健全安全生产控制指标体系，层层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决定》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安全生产控制指标体系，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量化评价。目前，一些中央企业在这方面的工作基础还比较薄弱，必须按照《决定》的要求，强化安全生产控制指标体系管理。没有建立的，要抓紧时间尽快建立；已经建立的，要进一步完善。要结合安全生产控制指标的建立，完善和落实各级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制，通过层层分解指标，使安全生产责任做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决不放过任何一个单位、岗位、环节和工序。严格目标考核标准，要加大安全生产考核力度，严肃安全生产事故行政责任追究。对安全生产事故，要按照“事故原因不查清不放过，事故责任者不得到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不落实不放过，教训不汲取不放过”的原则，查清原因，分清责任，对存在失职、渎职行为，或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的企业领导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严格追究责任。
企业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企业各级领导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分析安全生产新形势，研究新问题；要层层落实本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格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要切实了解掌握本企业、本单位安全生产的状况和动态，抓好重大隐患的治理；要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在企业规划和新建项目中注重安全健康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加强应急救援预案的制定和完善，建立和健全安全生产预警机制
实践证明，制定完善的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是防范事故发生、减少事故损失的重要保障。各中央企业要坚持防患于未然的原则，大力增强应对风险和突发事件的能力，切实做好应对风险和突发事件的预案准备工作。要认真分析本企业可能导致危机事件发生的因素，切实加强对重大危险源的监控，进行普查登记，制定和完善各级各类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系统。电力电网、交通运输、电信、民航、石油石化、煤炭、军工、水力水电以及商贸服务、文化娱乐等企业，安全生产任务更为繁重，尤其要注意做好应急预案的建立、审查和完善工作。
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按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要求，组织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员工认真学习预案的各项内容，熟悉掌握应急救援职责、事故报告及救援程序、步骤和应采取的措施，做好必需的物资储备，真正做到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到达事故现场，有条不紊地开展应急救援工作。切实做好与地方政府应急救援体系的衔接，积极配合有关方面搞好联动演练、演习，充分利用社会救援力量，确保迅速、有效地开展现场救治工作。
要建立和健全安全生产预警机制，及时准确预警，探索事故发生的规律性，尤其要做好生产经营一线的预警工作，从预测、预警、预防三个方面入手，坚持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创新工作思路，用科学完善的防范措施，建好事故防范的“防火墙”。
四、树立正确的发展观，统筹规划安全生产工作
安全生产工作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把安全生产纳入企业长远规划，与基本建设、技术改造做到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要认真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不断完善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千方百计落实安全生产投入，积极筹措资金，弥补安全生产欠帐。切实加强职工培训，未经培训不得上岗。加强安全生产的宣传教育，增强全员安全意识，帮助职工熟练掌握作业工艺、技术标准和操作规范，杜绝违章作业现象发生。坚持技术、装备和培训并重，把安全生产状况的根本好转，建立在依靠科技进步、加强科学管理、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基础之上。
五、迅速行动起来，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2004年2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国办发明电[2004]7号）。根据通知要求，各中央企业要认真组织一次全面的安全生产自查，堵塞漏洞、消除隐患，做好安全防范工作。特别是要结合年前国务院安全生产督查组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对安全生产工作的薄弱环节进行一次排查，查找隐患、完善制度、落实责任、加强整改。春季是火灾高发时期，南方地区又是多雨季节，要切实抓好防火和重大电器设备的安全工作，对人员聚集的公共场所，要加大检查、排查力度，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一律要停产停业整顿，对排查出来的隐患，要立即整改。通过检查，督促企业进一步强化管理，建立起重大危险源和重大事故隐患的监督管理制度和防范重特大事故的应急预案，确保两会期间不发生重大事故，维护企业和社会稳定。为检查企业开展安全生产自查活动的落实情况，请各中央企业将自查结果报国资委（业绩考核局）。
2004年，安全生产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要求，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各中央企业要坚定地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战略部署，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开拓创新，以求真务实的作风，努力做好安全生产的各项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一个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ＯＯ四年二月二十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国务院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设立高等职业学校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国务院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设立高等职业学校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办发〔2000〕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精神，为进一步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促进各类高等教育更快发展，发挥地方办学的积极性，促使高等教育更好地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经国务院同意，现将国务院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
批设立高等职业学校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国务院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设立的高等职业学校，是指在本地区范围内实施职业技术教育的专科层次的高等学校。包括：独立设置的高等职业学校，省属本科高等学校以二级学院形式举办的高等职业学校，社会力量举办的高等职业学校。
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自行审批设立高等职业学校，须履行必要的申请报批程序。具体程序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按本《通知》第三条的要求，提出自行审批设立高等职业学校的申请，国务院委托教育部审核批复。
三、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对本地区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作出全面规划、统筹安排。要立足于本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及办学条件，坚持既积极又审慎的方针，在国家宏观政策指导下，制定本地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和布局规划。要切实落实经费筹措、师资队伍
建设、改善办学条件等措施。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设立高等职业学校，要首先着眼于对本地区现有教育资源的充分利用、合理调配和优化，坚持走多样化办学的路子。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重点是通过对现有专科层次普通高等学校的调整改制，通过对现有成人高等学校资源的合并、调整和充实，通过
鼓励支持有条件的省属本科高等学校举办二级学院等方式，努力发展高等职业学校；同时，大力支持社会力量举办高等职业学校；如确有需要，可以少数符合条件的中等专业学校为基础，组建高等职业学校。
四、高等职业学校要办出特色和效益。高等职业学校的主要任务，是面向地方和社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适应就业市场的实际需要，培养生产、服务、管理第一线岗位需要的应用型、技能型专门人才。高等职业学校既从事学历教育，也开展岗位培训和社区服务。高等职业学校在招生
、收费、管理等方面，要深化改革，积极探索实行新的机制。
五、对高等职业学校要严格审批、严格管理和监督。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成立高等职业学校设置评议机构，聘请有关专家担任成员，对拟设置的高等职业学校进行考察和评议，评议合格后方可批准设置。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高等职业学校要加强督导和评估，连续
几年达不到规定标准和要求的，应区别不同情况，予以撤销或停办。
教育部要对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设立高等职业学校的状况进行督查，对办学条件和教育质量定期进行评估。对于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设立的和教育质量不合格的高等职业学校，教育部应及时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通报情况、交换意见，并要求限期进行整改或纠正
。在限期内不能纠正或整改的，教育部可以根据情况作出限制招生、停止招生直至撤销学校的处理；对于违反国家政策、法规和有关规定设立高等职业学校问题严重的地方，由教育部向国务院提出建议收回审批设立高等职业学校的授权。
六、要规范高等职业学校的名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高等职业学校，名称一般为“××职业技术学院”或“××职业学院”。在“职业技术学院”、“职业学院”前，可根据学校所在地区或行业、门类的特点冠以某些适当的限定词，但一律不得冠以“中华”、“
中国”、“国际”、“国家”等字样，也不得使用学校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外的地域名称，并注意避免同外地区的高等职业学校重名。一般也不以个人姓名命名。超越上述范围命名的学校名称，须报教育部批准。
七、师范、医药类高等职业学校以及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举办的高等职业学校，其设立和调整仍由教育部负责。
八、教育部根据国务院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等有关法规，结合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实际需要，制定并发布《高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
九、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设立的高等职业学校，须报教育部备案。
2000年1月14日
公、私法的划分与宪政
谢维雁
【英 文 名】 Classification of Public and Private Law and Constitutionalism
【内容摘要】 公、私法的划分在大陆法系国家具有普遍意义。公、私法划分的传统对宪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不仅为宪政提供了现存的思维方式，孕育了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政精神，而且还促进了宪法内容和形式的完善，宪法是公、私法划分的最高表现形式。社会主义国家应当重视和借鉴公、私法的划分方法。
【关 键 词】 公法 私法 宪政 宪法
【作者简介】 谢维雁（1968-），男，重庆忠县人，四川省司法厅办公室干部，法学硕士。
【联系电话】 (028)6758434（办），6694844（宅）
95858-245661（传呼），13689091344（手机）
【通讯地址】 成都市上翔街２４＃，邮政编码：610015
【电子信箱】 Email：xwyan3721@sina.com
建立在发达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公、私法的划分，是大陆法系国家一项重要的法律传统。这一传统在社会主义国家长期遭到普遍而坚定的排拒。但近年来，我国不少学者的研究显示：公、私法的划分对法学理论研究和部门法制建设具有积极意义。有民法学者已率先提出了公、私法的划分[1]（29页）。有人断言，“西方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走了一条从私法到公法的道路”，而“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走的将是从公法到私法的道路”[2]（13－14页）。到目前为止，公、私法的划分作为一种法的分类方法及其理论在我国法学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其实，西方大陆法系国家法治的历史早已证明，公、私法的划分，无论对法学理论的研究，还是法律制度的建构，都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建设，既要借鉴西方国家现存的法律制度，更要学习其有用的方法（如公、私法的划分）。或许，这才是一种科学而务实的态度。进一步言，公、私法的划分并没有包含我们传统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多的意识形态成份，相反，它实际上具有某种价值上的中立性。因此，有必要深入系统地研究公、私法划分的理论及其对法学理论研究、法制建设的意义。在本文中，笔者尝试解读公、私法的划分与宪政的某些可能的内在关联，以就教于方家。
一、 公、私法划分的历史及其普适性
大陆法系国家关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肇端于罗马法。这种分类方法最早是由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提出来的[3](117页），其依据是查士丁尼《学说汇纂》的前言中选用了他的一句话：“有关罗马国家的法为公法，有关私人的法为私法”[4]（91页）。不过，罗马法虽然对公法、私法作出了划分，但其发展集中在私法，“几乎所有有关罗马法的文件都只涉及到私法”[4]（91页）。在法学研究中，罗马法学家们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私法学上，以至有人认为，“罗马法学实质上就是罗马私法学”[5]（53页）。罗马法中，公法并没有实在意义，有学者指出，“公法只是在罗马法分为公法与私法的范围内才有意义，其自身无实体价值”[4]（91页）。公、私法的划分在中世纪通过一些法学家的著述得以承传，而当时著名的法典和法律汇编如《加罗林纳法典》、《萨克森明镜》、《波西瓦·克莱蒙特习惯法》等都没有对公法、私法作出划分。17、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形成，公、私法的划分再次被赋予实在的意义，公法的地位大大提高，传统中仅具有从属地位或附随意义的公法获得了真正与私法相对意义上的价值。一般认为，古罗马留给后世的遗产主要是罗马私法，它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大多数法权关系适应了现代的经济条件，“以至一切后来的法律都不能对它做任何实质性的修改”（马克思语）[1]（33－34页）。但就公法而言，这一结论显然不适用。大陆法国家的公法与罗马法中的公法在内容上并无承继关系，也没有连贯性。乌尔比安时代的公法包括宗教法规、僧侣法规和裁判官法[4]（91页）。而17、18世纪大陆法国家的公法是在近代资本主义革命特别是1789年法国革命的推动下兴起的[6]（128页），其内容是宪法、行政法、刑法[4]（89页）。这一时期，在公法领域中“通行的是代议制民主、三权分立、宪政、法治等原则和制度”[6]（128页）。19世纪，在以法、德为代表的法典编纂和法制改革过程中，公、私法的划分得到了广泛运用[7]（528页），“深深地渗透到”了“法院体系的结构、法律职业的划分之中”[4]（89页）。此时，“公、私法之分几乎成了一个自明的真理”[6]（121页），并发展为大陆法系国家法律制度的基本结构和相对独立的两大法律部门。这一划分甚至对普通法国家也产生了影响。在英国，否认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其重要的历史传统，但也有一些重要人物（如培根）曾主张英国也应该有公法与私法的划分[4]（104页）。在法学研究中，英国的法学家们也“日益趋向于划分公法与私法”[4]（104页）。在美国，当代著名法学家伯纳德·施瓦茨（Bernard Schwartz）在1947年出版的《美国法律史》中就是对美国不同时期的公法、私法的发展分别论述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法学研究还是法律体系均完全排除了公、私法的划分。史尚宽先生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私法几全部溶解于公法之中”[8]（3页）。其真正原因可从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制定苏俄民法典时阐述的“我们不承认任何私法，我们看来，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而不属于私法范围”[9]（587页）的原则中得到解释。前苏联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所长维克多·M·特西契西茨等认为，“列宁的话被这样解释：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不仅没有私法，也没有传统意义的公法。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条件下，不存在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对抗，社会主义法取消公、私法的划分，不是因为公法取代了私法，而是因为这种划分失去了存在的基础”[1]（54页）。可见，社会主义国家不采用公、私法划分方法的逻辑前提是：社会主义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不存在任何私有制，缺乏公、私法划分的基础。东欧剧变和前苏联解体，证明了这一理论的逻辑难以演绎成为事实的逻辑。在我国，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迄今，我国市场经济已初具规模，这实际上已经在根本上消解了拒绝公、私法划分的上述逻辑前提。据此，笔者认为，我们已经到了需要认真考虑在法的体系和法学研究中引进和借鉴公、私法划分的时候了。我这样主张，理由有二：其一，历史已经证明，公、私法的划分具有普适性。正如梅利曼所说的，公、私法的划分以及公法、私法概念已经“成为基本的、必要的和明确概念了”[7]（528页）。美浓部达吉甚至进一步认为，“公法和私法的区别，实可称为现代国法的基本原则”[7]（530页）。普适性意味着公、私法的划分存在某种共通的、中立的价值内涵，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法的体系的本质及特点或法的阶级性作为拒绝进行这种划分的理由。作为一种方法或工具的存在，公、私法的划分应当是中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必也不应因意识形态的缘故而排拒这一便捷、有效的工具及其价值。其二，严格说来，中国也是一个大陆法系国家。一般认为，在我国近代，“清政府看到近邻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而国力大增，中日两国历史文化又相近，因此决定仿效日本而实行法制改革，加入了大陆法系的行列”[2]（41页）。既是大陆法系国家，我们就理应承继大陆法系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法律传统，即公、私法的划分。对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我们既不应有制度上的拒斥，也不应有观念上的阻隔。另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财产权不仅在制度上不断得到完善，而且在实践中逐渐获得有效保护，公、私法划分的基础已经具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及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二元法律结构以其在实现法治秩序方面的种种功能，理应成为我国市场经济法治模式的理智选择”[1]（53页）。我们有理由相信，公、私法的划分，不仅会极大地推动我国法学研究的发展，而且会有力地推动我国宪政与法治的进步。
二、公、私法的划分为宪政提供了现存的思维模式
斯蒂芬·L·埃尔金提到，“宪政政体理论家们曾经宣称有必要在公共领域私人领域之间划出某种界线”，“这条分界线将在政体的法律中划出：人民只在公共事务中起作用，政治权力不得介入私人领域”[10]（157页）。埃尔金不仅推崇这一观点，而且还进一步认为，“一个立宪政体乃是这样的政体，其中的私人领域得到保障，不受行使政治权力的侵犯”[10]（161页，着重号为原文所加）。公共领域又称国家或政治国家，私人领域又称社会或市民社会。事实上，并不是实行宪政有必要作出公、私领域或（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划分，相反，倒是宪政本身是公、私领域分离或（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的结果，正如有人指出的，“宪政主义产生于国家与社会的界分的历史过程中”[11]（250页）。如果说宪政与公、私法的划分有某种关联的话，则这种关联的根源在于它们分享了公（国家或政治国家）、私（社会或市民社会）领域分离这一共同的社会基础。
建立在公、私领域的划分或国家与社会的界分与对峙基础上的“宪政主义作为一种知识形式，采行对峙式思维”[11]（252页，着重号为原文所加）。对峙式思维模式导致了宪政对公、私领域或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采取了不同的调控模式，对政治国家（公共领域）主要实行权力限制原则，对市民社会（私人领域），则主要实行保障原则。
对峙式思维模式并不是宪政特有的思维模式，它来自于公、私法的划分传统。“公法是关于罗马国家的法律，私法是关于个人利益的法律”，这本来就是一种“卓越的思维模式”[1]（26页）。早在罗马法中，公、私法的划分仅是概念性的，而且“它自始就隐伏了一种跛脚巨人似的危机”[1]（35页）即事实上罗马法只是私法的。而“在公法方面，罗马法从未提供过范例”[12]（45页），“在罗马既不曾有公法，也不曾有行政法”[12]（74页）。但是，公、私法划分的实质功能在罗马法时代已充分显示：它划定了一个政治国家不能插手的市民社会领域，罗马法学家们构筑起完备的私法体系，树立起了自然权利的权威，这实质上是为市民社会构筑了一道防御外来侵犯的坚固屏障。可以说，此时已初步建立起了对峙式思维模式。说初步建立，是因为此时重在市民权利的维护，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是消极、间接，而对国家权力积极的、直接的限制还未纳入罗马法学家的视野。近代市民阶级正是运用这种思维模式完成了公、私法划分从概念性分类到结构性分类的转变，并构建起了整个公、私法制度，这时对国家权力的限制采取了一种积极、直接的方式。三权分立的理论及制度的确立是对国家权力进行积极、直接限制的典型形式。公、私法划分所体现的对峙式思维模式正式确立，并深深地蕴含在公、私法划分的政治功能之中：维护市民权利，限制国家权力。公、私领域的分离构成了宪政的社会基础，以此为基础的公、私法划分的对峙式思维也就成了宪政的基本思维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