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土地利用更新调查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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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毒品犯罪的基本特点

乔铁军

　
　　当前面临的毒品犯罪与旧中国的毒品犯罪相比，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但作翔O世纪新一代毒潮泛滥的产物，更有其自身的新特点。

1、犯罪的国际化性质

　　蔓延于我国大陆的毒品犯罪，自80年代初出现直至90年代术，始终带有较为鲜明的国际化性质。

(1)绝大部分毒品来自于境外毒源地

　　我国所出现的毒品，尤其是精制海洛因，绝大部分是山境外跨国入境，并多来自于境外的毒源地。据调查，l 998年个田侦破万兜以．J：海洛因的特人贩毒案Il 9起，仪这l 19起特大案件就缴获海洛因4765．555公斤。其r1197起／JJ．克大案巾缴获的4392．84公斤海洛囚柬自云南临沧、德宏境外：在内地查获的24起，有１０起直接来自缅甸，l 4起是从云南转运过来。来自“金新月"的毒品，也从新疆进入我困。此外，来自俄罗斯及巾亚地区的毒品，也在向我境内渗透。近年来，我国东北境外的某邻国，也丌始大规模地种植、制造毒品，成为对我国构成直接威胁的新毒源。

(2)境外毒品犯罪集团将我国作为毒品中转地

　　境外毒品集团和不法分子将我国作为“金三角”毒品销往欧美等囡的中转地之一，短短数年问，毒品在我国境内的泛滥，客观上已成为全球毒品犯罪一体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3)过境贩毒引发吸毒蔓延，使我困成为毒品消费地

　　在境外毒品犯罪集网从我国过境贩毒的商接作用下，我因的吸毒区域从西南边境地区不断向全国各地蔓延、发展，之前90％以上的县市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吸毒现象：而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口已迅速增至54万，以致使我国成为一个毒品的消费地。

(4)因内的制毒原料和配剂流出境外

　　1992年至1997年，我国查获的企图走私出境的醋酸酐、乙醚、三氯甲烷以及其他用于制造毒品的原料或配剂，其总量已经达到874．．8吨。1998年又查获各类易制毒化学品344．5吨。至于未被查获己被走私出境的，其数量则难以估计。o这不仅为境外毒品犯罪集团提供了毒品生产必需的原料、配剂，刺激了境外毒品的增长，同时还极大地损坏了我国的良好声誉。

2、共同犯罪突出

　　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涉毒犯罪，是我困出现的毒品犯罪中最普遍、最典型的形式。司法实践表明，单个人实施毒品犯罪(如小量的零包贩卖毒品、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等)虽然并不少见，但从总体上看，其所占比例较小，而更多的则是共同实施犯罪。究其原因，主要是毒品贩运一般距离较远，将毒品转化为“商品”的环节较多，因而承担风险太大。如果没有他人协助，仅靠一人很难进行。从我国的共同涉毒犯罪来看，有几种不同的形式。

(1)有组织犯罪

　　在制贩毒品案件rfl，有组织犯罪居多。过境贩毒的主体，基本上是境外黑社会贩毒集团，他们多以过境贩毒为目标渗入我国境内。从所破获的贩毒案件来看，儿涉及大批量精制海洛因案件，一般都直接或问接与国际贩毒集团有关。1996年6月，云南警方抓获了潜入我国境内的缅甸毒枭李仕森，该人系缅甸北部某武装势力后勤供应处副处长，长期大量贩运制毒物品，有“药水大王"之称。经查，李仕森从199 1年以来，从我国境内先后走私制毒物品22．6吨，麻黄素43吨。

　　值得注意的足，香港、澳门不1l台湾地区黑社会成员入境贩毒的现象格外突出。早在1988年，上海警方所破获的“3．9”贩毒大案，就发现其背后的黑手是香港黑社会组织“大圈1992年8月，上海警方存打击台湾“四海湾”、“萤桥帮"成员的违法犯罪活动中，也发现黑社会成员持有海洛因和“冰”毒；震惊L11外的“960l”贩毒大案，其主犯就是香港黑社会成员，他们控制了香港海洛冈市场60—70％的货源，与国内贩毒分子勾结进行猖狂的走私犯罪活动。0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贩毒集团渗透境内，实际上是境内外毒品犯罪“接轨”的一个重要标志。

(2)专门从事走私贩毒的犯罪集团

　　境内的一些不法分子，尽管还没有形成规模庞大的犯罪组织，但在实J施犯罪过程中相互勾结，长期经营，组成了专门从事走私、贩运毒品的犯罪集团。毒品犯罪集团人数较多，少则三四人，多则十几人、数十人，甚至上百人：其成员固定，有明显的首要分子进行策划和指挥：其组织较为严密，分工明确。各成员之间既互相配合，相互衔接，又相互监督，相互牵制。一旦有人退出不干或泄露了内部秘密，往往遭到残酷的报复，不仅伤害其本人，还会累及其家人，发现有成员已暴露Ⅱ寸，则迅速采取果断措施掐断侦查线索。山于犯罪集团所具有的特点，使其完成犯罪的有效性和逃避打击的可能性，人人高丁以其他形式结合的共同犯罪，因而是最危险的共同犯罪形式；也是禁毒斗争打击的重点。

(3)相对松散的犯罪团伙

　　大量的小批量贩运和零包贩毒，都是各式各样的犯罪团伙进行的。以团伙的形式从事毒品犯罪，虽然不具有犯罪集团的组织性、严密性和稳定性等特点，但其纠合性很强。

(4)家族成员搭伙贩毒

　　由同一家庭或同一家族的众多成员共同参与贩毒活动，很难把其归类为“犯罪集团”，也不好定性为“犯罪团伙”，但它是我国当前毒品犯罪的一种普遍存在的新形式。即：毒品犯罪旱现“家族化”的特点。有的是夫妻结伴，有的是父子同行，有的则是兄弟姐妹联手，远亲近戚助阵，甚至全家老少共同。“上前线”，“前赴后继”者屡有所闻。

　　与这种“家族化”类似的另一种特殊形式，是犯罪成员地域化。即参于者往往来自同一地域。这存农村地区尤为突出，邻居乡亲三五成群外出贩毒的，最为常见，一般都是同一乡村的农民。很显然，在共同涉毒犯罪中，家族血缘关系和乡情邻里关系往往成为相互连结的重要纽带。
民事裁判的范围

□尹振国


[裁判要旨]
　　裁判的客体及范围限于原告的起诉范围，何时起诉、起诉的内容、对何人起诉、诉讼标的以及请求范围均由原告决定，尤其原告不得声明其请求内容的范围由法院自由决定，法院不得超出当事人的请求范围进行裁判。
[基本案情]
　　2010年5月27日，被告陆某向原告徐某借款人民币10万元，双方约定：借期（归还日期）至2010年7月6日止。逾期每天需交付滞纳金人民币300元整。该笔债务由被告华某提供担保。2010年8月25日，被告陆某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原告徐某汇款人民币15000元，偿还其2010年5月27日向原告徐某的借款。
原告徐某诉称，2010年5月27日，被告陆某由被告华某担保，向我借款人民币10万元，约定于2010年7月6日归还，如逾期则每天交付滞纳金人民币300元。但被告陆某至今未归还借款。请求判令被告陆某归还借款人民币10万元，并承担逾期还款的滞纳金人民币18900元，被告华某对该笔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陆某辩称，借款是事实。但我于2010年8月25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汇款归还了人民币15000元，现实际欠款为人民币85000元。约定的逾期滞纳金不符合法律规定，最多按银行贷款利息4倍予以计算。
被告华某辩称，答辩意见与被告陆某相同。对本金和利息，愿意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判决结果]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陆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徐某借款人民币85000元，并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支付逾期违约金，其中本金人民币100000元自2010年7月7日计算至2010年8月24日，本金人民币85000元自2010年8月25日计算至2010年9月9日。
　　二、被告华某对上述债务、逾期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被告华某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陆某追偿。
　　四、驳回原告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争议焦点]
　　本案中的违约金计算时限，计算到起诉之日还是判决书确定之日？
[法律分析]
　　本案借款合同中约定的滞纳金实际起着惩罚违约者和补偿守约者的作用，应视为违约金。本案中的原告徐某在起诉时，把违约金的数额只计算到起诉之日（原告徐某在起诉状中要求两被告承担逾期还款的滞纳金人民币18900元，2010年7月7日至起诉之日即9月9日计63天，每天300元，计63*300=18900元），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也没有变更其诉讼请求，按照“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法院只能根据其诉讼请求来确定违约金的起止期限。
　　1、本案的裁判范围问题
　　民商法理论上的处分原则，又称处分权主义，是指当事人对诉讼请求享有主导权的原则。民事诉讼贯彻处分原则的依据是，民事诉讼的裁判对象是私法上的权利，而私法上的权利在裁判以外或按照私法自治原则由当事人自由处分。作为私法自治原则在裁判中的体现，民事诉讼承认当事人在诉讼中对其实体权利进行自由地处分。　　
　　按照民事诉讼理论对处分原则的规范性解释，处分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基本内容：一是“不告不理”原则，在当事人未提出相应的诉讼请求的情况下，法院不得主动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进行裁判。二是裁判的客体及范围限于原告的起诉范围，何时起诉、起诉的内容、对何人起诉、诉讼标的以及请求范围均由原告决定，尤其原告不得声明其请求内容的范围由法院自由决定，法院不得超出当事人的请求范围进行裁判。也就是说，民事诉讼的诉讼标的和请求范围的确定，应当依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准，实行当事人主义。法院在审理中受起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范围的限制，不得审理诉讼请求范围以外的问题。作为例外，对于诉讼费用，原则上实行败诉者承担的原则，并由法官依其职权作出具体数额的裁判。
　　本案中，原告徐某在起诉状中要求两被告承担逾期还款的滞纳金人民币18900元，其将违约金的数额只计算到起诉之日，法院只能根据其诉讼请求将违约金计算至起诉之日，而不能超越其诉讼请求将违约金计算至判决确定之日。　
　　2、本案中的诉讼请求是否明确的问题
　　《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起诉必须要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实施理由。所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是指原告所提出的实体权利的主张，在内容和所涉及的范围上，必须具体化，能够界定，否则法院无法对案件进行审理和作出裁判。
　　本案中，原告徐某请求判令被告陆某归还借款人民币10万元，并承担逾期还款的滞纳金人民币18900元，被告华某对该笔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这一诉讼请求很明确、具体，法院有权依据其诉讼请求作出裁判。
　　原告代理人提出，如果笼统地要求将违约金计算至判决确定之日或者仅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将导致其诉讼请求不具体，不好交诉讼费，因为诉讼请求要在起诉之日明确，而在起诉之日无法预知判决确定之日。实际上，不能机械理解法律规定，法律规定的“具体化”是相对的，并非绝对的，只要法院能依据原告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和作出裁判就够了。如果原告在诉状中要求将违约金计算至判决确定之日或者仅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不影响法院对该案进行审理和裁判。在缴纳案件诉讼费时，可以先预交一定金额，待案件判决确定后（判决中有关于案件受理费数额），按照“多退少补”的原则办理。
　　违约行为时间的长短，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对方损失的多少。在民间借贷案件中，权利人的损失一般为利息损失。由于本案中，起诉时间到判决确定之日有近三个月的“空白期”，在该空白期内，原告有利息损失，法院判决要求被告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支付逾期违约金，已经对原告有所补偿。民法以对权利人进行补偿为原则，“任何人不应从他人的违法行为中获利”，在原告徐某明确要求将违约金计算至起诉之日，法院判决已对其损失有所补偿的情况下，其又要求将违约金计算至判决确定之日，属无理要求，法院不应支持。
　　3、法官的释明权行使限度问题
　　原告徐某提出，在庭审中，法官没有提醒其明确诉讼请求（即没有询问其将违约金计算到何时），导致其经济损失。这实际上涉及到法官释明权行使范围问题。
　　释明权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主张或陈述不明确、不充分，或有不当的诉讼主张和陈述，或者他所举证的证据材料不够而误认为足够了，在这些情况下，法院对当事人进行发问、提醒，启发当事人把不明确的予以澄清，把不足的予以补足，把不当的予以排除、修正。释明权是民事诉讼进行过程中法官的一种诉讼行为，法官实施这种诉讼行为的对象是当事人，其目的是引导诉讼的有序进行，实现诉讼效率与公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颁布施行,强化了民事诉讼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的责任,体现了法院在司法活动中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同时也第一次创设了审判人员的“释明义务”。
　　任何权利的行使都应该有限度，否则就会被滥用。法官在行使释明权时，应遵守公开、中立、适度原则。换言之，法官的释明权应有限度，即法官的释明内容一般是抽象的，不应具体到细节；涉及处分的法律后果时，应作假设性、选择性提示，而不应作倾向性、唯一性提示。如果法官在原告诉讼请求具体、明确、并无不当的情况下，友情告知或提醒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以便对原告有利（使本案原告获得更多的违约金），则是对原告的偏袒，对被告的不公，已突破了释明权的范围。违背作为现代审判基础的不告不理原则。.
　　4、意思自治原则的例外
　　意思自治原则是民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在实现法律对民事社会关系的调整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该原则的适用不是不受限制的、任意的，而是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的，只有在满足特定的条件的情况下，该原则才能够发挥其相应的作用，超出了特定范围、不符合特定的条件，就没有该原则发挥作用的余地。
　　意思自治不是任意的、绝对的，意思自治不能损害国家、社会、第三人的合法利益，要在法律和社会公序良俗允许的范围内运用才视为有效。
　　在民间借贷中，如果双方约定的利息、违约金过高，则易诱发金融风险，损害社会利益。国家对民间借贷的利息进行适当限制是合理的，并非对意思自治原则的违背。
　　民法以补偿为原则，以惩罚为例外。违约金起着惩罚违约者和补偿守约者的作用，但应以补偿守约者的作用为主。过分高于损失的违约金易引发合同当事人故意诱使对方违约以牟取高额违约金的道德风险，也违背民法以补偿为主的原则。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30%的，可认为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在本案中，双方约定了每天300元的滞纳金，显然已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在本案中，原告徐某声称是借高利贷转借给被告陆某的，其经济损失很大，但其没有提供证据（“谁主张，谁举证”）。法院只能将其遭受的损失认定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倍。至于违约金最终如何调整，是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的范围，当事人无权干涉。本案中，法院比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关于民间借贷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4倍的规定，确定违约金，已经对原告徐某的经济损失予以合理、充分的补偿。
　　5、关于裁判的时间问题
　　法官应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判决，在证据支持的事实（法律事实）已经查明的情况下，法官依法作出判决，并无不当。《民事诉讼法》第129条规定，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在法庭辩论终结后，法官即拟判决书稿，在闭庭后，法院向当事人送达判决书，符合法定程序，不存在先审后判的问题。判决的送达之日即为判决的确定之日，判决书上注明的时间只是判决书的写作时间，而非判决确定或宣判的时间。